创建伟业: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史研究(1935~1949)

　　《创建伟业：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史研究1935-1949》：　　（一）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　　哲学思想是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是时代精神的菁华。《实践论》和《矛盾论》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中国，并非偶然。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如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掀起革命高潮，成为不可避免的实践课题。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各种矛盾十分突出与复杂：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帝国主义侵略升级，军阀割据内乱不已，国民革命遭受挫折，工农红军九死一生……旧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复杂性世所罕见。在这样的国度里进行革命，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进行新的探索，在理论上做出新的回答。　　列宁曾对东方共产党人说过：“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这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的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但又是一个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务。”这些任务的解决，“无论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只能由东方的共产主义者“依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种任务”。①可见，要想正确地反映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正确地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制定出一条适合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次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需要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不断总结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先后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重要文章，初步论述了中国革命走“工农武装割据”新道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阐述了与这条新道路相关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并在实践当中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四次军事“围剿”，巩固了革命根据地。然而，这条革命发展的新道路并未得到当时占据党中央主要领导岗位的教条主义者的认可，反而受到了残酷打击。教条主义者们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一切从本本出发，机械地照搬外国的经验，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受了惨痛的失败，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　　其实，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写的《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著作中，就鲜明地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观点，指出马列主义的“本本”一定要学，“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初步形成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一科学命题，从而初步界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科学含义。“从斗争中”，是说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想象出发，不能搞本本主义，这是唯物论的运用；“创造新局面”，是说不能照搬照抄，而应该有创造性，这是辩证法的体现。从这*初的表述可以看出，毛泽东主张的思想路线就是唯物辩证法在指导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和体现。《反对本本主义》通篇所强调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而实现这种结合，只有到群众中去，到实际中去作调查。　　可惜的是，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未被真正采纳，直到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仍处于“左”倾教条主义的迷雾笼罩当中。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虽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取代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但“左”的影响仍未彻底消除，尤其是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产生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与分析。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静下心来，于1937年7、8月间，写下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非常经典的两篇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阐述了认识路线的正确方法，为从根本上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认真总结以往的革命经验，从而更好地指导今后的革命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可以说，《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反对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一步步形成的，通篇充满了中国革命经验，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和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