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文化史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社会变革的时代。这一变革使中国社会产生了剧烈的震荡，经过数百年的震荡、整合，中国的国家形态、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阶级关系等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是这场重大的社会变革，使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更加光辉灿烂。

**节 从统一到分裂
中国的大一统局面形成于西周。周人推翻了殷商的统治之后，在政治上实行大分封制度。原来殷商的盟国、属国都接受了周人的统治，他们都承认周王为天下共主，向周王俯首称臣。周王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大规模地“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使那些战略要地都由周王的亲信直接统治、管理。这样，周王就成为全部统治区域的*高主宰。所有的诸侯及其臣民都是周王的臣属。故《诗经·小雅·北山》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西周时代的大一统局面。
大一统局面的破坏是从王权的衰落开始的。《史记·周本纪》说：“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汉书·匈奴传》说：“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允之故’；‘岂不日戒，猃允孔棘’”。周懿王之孙周厉王暴虐而又好利，他宠信奸佞小人荣夷公，不听召穆公和芮良夫等人的劝谏，任命荣夷公为卿士，民怨沸腾，厉王乃派官吏监视国人，有出怨言者则杀之，结果“诸侯不享，王流于彘”。周厉王被国人赶跑，十四年后死于彘，其子周宣王即位。宣王号称中兴之主，他力图重振周室权威，然而已回天无力。他不听大臣劝阻，强行立鲁武公之庶子戏为鲁国君位继承人，是为鲁懿公。鲁国人根本不买宣王的账，杀了鲁懿公而另立其兄伯御。宣王因鲁国不听王命而擅自立君，出兵伐鲁，另立懿公之弟孝公为鲁国之君，“诸侯从是而不睦”。更有甚者，周宣王因得罪诸侯杜伯，杜伯挟嫌报复，结果周宣王被杜伯用箭射死。周王的威风简直扫地以尽。西周初期周天子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王室东迁以后，由于西部王畿全部丧失，王室直接管辖的土地还不及西周的二分之一。王畿缩小了，王室的财政收入大大减少。随着王权的衰落，很多诸侯不再向王室缴纳贡赋，王室的经济来源几近枯竭，财政状况日益拮据，就连祭祀、庆赏、丧葬、嫁娶等基本费用都难以筹措，以致不得不向诸侯求借。《春秋·隐公三年》：“武氏子来求赙。”《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春秋·文公九年》又说：“毛伯来求金。”《春秋》中记述的武氏子、家父、毛伯都是周王派去求借的使者。堂堂周天子，竟然不得不向自己的臣属伸手求借，其财政之窘迫可想而知。
在王权衰落的同时，霸权在逐渐形成。由于周天子失去了对诸侯的约束力，一些实力较强的诸侯通过兼并、扩张，领土不断增加，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膨胀。西周初年，臣服于周王的殷商旧方国和周王分封的诸侯国共一千多个。到春秋初年，见于记载的仅余二百一十余国。到春秋末期，已如鲁国大夫子服景伯所说：“今其存者，无数十焉。”可见，那些弱小的诸侯方国都被大国吞并。
*早称霸的齐国因东临大海，擅渔盐之利，在王室东迁时，是实力较强的东方大国。“王纲解纽”之后，齐国乘势扩张。《韩非子·有度》篇云：“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孟子说：“霸必有大国。”齐桓公凭借武力吞并了四周的邻国，领土迅速扩大了十几倍，他依靠如此雄厚的实力，才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威势显赫的霸主。
晋国的霸权也是在扩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韩非子·难二》篇载行人烛过对赵简子说：“昔者吾先君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叔侯对鲁襄公说：“虞、虢、焦、滑、霍、杨、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叔侯提到的虞、虢等八国，都是被晋国吞并的姬姓国。晋国为了扩张领土，不惜灭掉周围的同姓小国，至于同姓以外的国，那就更不在话下了。梁启超在谈及晋国扩张历史时说：“百余年间，尽灭群狄，凡狄地及狄人所掠诸夏之地，皆入于晋也。”晋文公能够继齐桓公之后成为又一霸主，正有赖于他的前辈数十年的大规模扩张。
楚国在西周末年和春秋初年，还是一个比较弱小的南方诸侯国。《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楚臣沈尹戌说：“无亦监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若敖是两周之际的楚国之君，蚡冒和楚武王、楚文王都是春秋初年的楚国之君。一同为方百里之地，可见楚国当时领土相当狭小。自楚武王时开始扩张，其后经楚文王、楚成王、楚穆王继续侵吞、兼并，至楚庄王时，楚国已成为疆域*大的诸侯国。《吕氏春秋·直谏》篇说“荆国兼国三十九”，《韩非子·有度》篇说楚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楚庄王称霸时，北方的“汉阳诸姬”，南方的百濮、群蛮，尽入楚之版图，疆域之广大，无出其右者。
秦国的始祖非子以善养马事周孝王，孝王封非子为附庸。非子之重孙秦庄公因伐西戎有功，周宣王封秦庄公为西垂大夫，以秦为邑，在西周末年为王畿西部边陲的采邑。周幽王昏庸无道，众叛亲离，申侯与犬戎率诸戎伐周，周幽王被杀于骊山脚下。秦庄公之子秦襄公勇救周难，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立下了大功，被周平王封为诸侯，并把岐山以西的王畿之地封赐秦襄公。《史记·秦本纪》说：“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秦穆公时，秦国大举扩张，西戎之地，皆为秦所有。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秦穆公“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秦孝公“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秦惠王“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秦国能够称霸，也是几代国君不断扩张的结果。
王权的衰落与霸权的形成可谓互为因果。春秋中后期，周王朝的实力和地位已经下降为中等诸侯国。少数诸侯强国不仅在经济和军事实力方面超过了周王室，在政治上也逐渐取代了王室的地位。王权式微，政由方伯。那些霸主开始主持朝聘盟会，并对诸侯们发号施令，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西周时代那种以周天子为权力核心的大一统局面已不复存在。到战国时期，周天子名存实亡，分裂状态进一步加剧，正如刘向所说：“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政治由统一走向分裂，这是极为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对该时代的文化产生了深刻而重要的影响。政治上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春秋战国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这与当时的多元政治是密切相关的。
第二节 土地公有制的崩溃
周代实行的是井田制。史籍中对井田制有许多记载。《汉书·食货志》云：

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
《韩诗外传》对井田制也有记载：

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广三百步、长三百步为一里，其田九百亩。广一步、长百步为一亩，广百步、长百步为百亩。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亲而相好。

《孟子·滕文公上》有一段孟子关于井田制的论述：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

类似的记述还有很多。
通过对上述记载的分析，我们大体可以看出井田制度有如下几个特点：
（1）井田中分为公田和私田两部分，公田的收获物全部归公，私田的收获物归耕作者所有。耕作者必须首先完成公田的耕作任务，然后才能耕作私田。对公田的耕作实质上是耕作者的劳役地租。
（2）同一井中的农户是一个密切协作、患难与共的集体。他们要共同耕种公田，要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共同抗御灾害，战时还要共同承担作战任务。这样的组织实质上就是古代的农村公社，即马尔克。
（3）井田制度下的土地必须划分为面积完全相等的条块，这样做是为了便于定期重新分配。因为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同样的劳作可能得到数量不等的收获物，因此要定期轮换，其目的是“爰土易居，平肥硗也”。
实行井田制度的前提条件是土地公有制。国家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广大农户耕种，这些农户对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耕作者耕种的都是国家的土地，因而才能够定期轮换，重新分配，以保证每个农户都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和机遇。由此可知，没有土地公有制，也就不可能存在井田制度。井田制度一旦瓦解，也就意味着土地公有制的崩溃。
周代的土地公有制，或称土地国有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具体含义是各不相同的。西周时代，九州一统，周天子享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通过分封，无论是殷商时代旧方国的首领，还是周王新封的诸侯，都承认周王为“天下共主”，周王对全部统治区域的土地享有*高所有权，《诗经》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映的就是这种观念。周王虽然在法律上对全部领土享有主权，实际上周王直接管辖的区域是千里王畿，王畿以外的大片领土，周王授权各国诸侯去管辖。诸侯对本国的领土享有使用权和管理权。对已经分封给诸侯的土地周王是不能随意收回的，这些土地将世世代代由各国诸侯统治、管理。因此，诸侯对本国的领土享有次一级的所有权。东迁以后，王室衰微，周王对全部领土的*高所有权因不断遭到侵犯而逐渐丧失。那些实力强大的诸侯无视王权，通过兼并、扩张而占据了大片领土，这些原本属于周王的土地被诸侯占为己有。这些诸侯，事实上已经成为用暴力掠夺来的大片领土的所有者。随着这些大国诸侯领土的扩大，他们开始为本国的卿大夫封授采邑。那些获得了封地的采邑主往往不以自己的采邑为满足，也像他们的封主那样四处扩张，于是他们的采邑便迅速膨胀。有的采邑主不仅掠夺他人的采邑，还肆意侵吞公室土地，结果少数采邑主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逐渐赶上甚至超过了公室。他们凭借自己的实力威逼公室，操纵朝政，形成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局面。这样，原本属于诸侯的土地所有权就落入了卿大夫手中。可见，从西周到春秋，土地所有权是逐级下移的。开始是周王对全部领土享有*高所有权，王室衰微以后，诸侯大国的实力迅猛增强，领土远远超过王畿，于是土地所有权下移到大国诸侯手中。诸侯国领土扩大以后，采邑制度在诸侯大国普遍实行。诸侯国的卿大夫以采邑为基地向外扩张，其实力逐渐赶上并超过了公室，于是土地所有权又下移到大国卿大夫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时代土地所有权虽然多数掌握在大国卿大夫手中，但土地公有或国有的性质并未改变。当时的采邑是王朝和诸侯国之下的一级国家政权，而不是采邑主自家的宗族组织。大国卿大夫手中掌握的土地所有权并不是他们个人的私有财产权。这是因为：**，这些卿大夫把持朝政，诸侯分封采邑主的权力实际上由把持朝政的卿大夫控制，他们篡夺了诸侯手中的一部分土地所有权，他们可以把诸侯（公室）的土地封授给其他采邑主；第二，那些把持朝政的卿大夫往往都是诸侯国中*大的采邑主，在采邑扩张到一定规模时，他们把采邑内的土地封授给陪臣，或委托陪臣代为管理；第三，采邑主是采邑内的*高统治者，正如诸侯在诸侯国内是*高统治者一样，采邑内的臣民称采邑主为“君”或“主”。采邑之内实行的仍是井田制度。井田中公田的收获物不是交给诸侯，而是直接交给采邑主。采邑内全部公田的收入就是这个采邑主全年的俸禄。由此可知，春秋时代诸侯大国的卿大夫（大采邑主）虽然掌握一部分土地所有权，但并不意味着土地已变为私有。正如西周时代周天子享有全部领土的*高所有权，但并不意味全部领土都是周天子个人的私有财产一样。
井田制度的破坏从根本上来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由于农具和耕作技术的改进，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除耕种自己的百亩私田和共同耕种公田以外，劳动力还有剩余。于是便在井田以外开垦荒地。孟子曾说过：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孟子的意思是说：夏代每个农夫授田五十亩，缴纳的是实物地租；商代每个农夫授田七十亩，缴纳的是劳役地租；周代每个农夫授田一百亩，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双轨并用，其缴纳地租的标准大约都是十分之一。那么为什么有“夏后氏五十”“殷人七十”“周人百亩”的区别呢？前人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金景芳认为：

其实，夏商周三代授田之所以有五十、七十、百亩之不同，主要在于夏商周三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大体上说，夏代生产力水平*低，一夫只能耕五十亩；殷代生产力水平有了发展，故一夫改授七十亩；周代生产力水平又向前发展，故一夫授田百亩。

吾师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来解释夏商周三代授田亩数的不同，可谓独具慧眼。“周人百亩而彻”的制度大约是西周初年制定的。到了春秋时代，生产力水平又有了新的发展，“一夫百亩”显然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在井田之外另垦荒地者大有人在。其二，由于各国统治者生活日益奢侈以及兼并战争的日益频繁、激烈，仅仅依靠井田的“什一”地租或军赋已无法维持局面，各国统治者不能不扩大赋税，加重对广大农民的剥削。《论语·颜渊》记载了鲁哀公和孔子弟子有若的一段对话：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

鲁哀公因公室的费用不足而咨询有若，有若问他为什么不按十分之一的“彻”法收取地租，鲁哀公坦白地说：鲁国现在收取十分之二的赋税还不够用，怎么还能收取十分之一的地租呢？可见这个有若多少有些迂。不过鲁哀公的话倒很能反映鲁国加重剥削的事实。
在井田之外垦荒和打破“什一”的“彻”法而加重剥削，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传统的井田制度。春秋时代各国陆续出台了一些新政策。这些新政策正是井田制度逐步瓦解的真实记录。
公元前645年，即鲁僖公十五年，秦晋两国战于韩原，晋军大败，晋惠公被秦军俘虏，晋国陷于困境。晋国大夫瑕吕饴甥为团结晋国臣民共度难关，以国君名义宣布晋国作爰田，作州兵。爰者，易也。“作爰田”即改变原先井田的疆界，增加农田面积，承认农夫在井田以外开垦的荒地为合法之田。这是晋国在局部废除井田的重要步骤。“作州兵”与“作爰田”密切相关，为的是扩大晋国的军队编制，增强晋国的军事实力。
公元前594年，即鲁宣公十五年，鲁国宣布实施“初税亩”。四年后，即公元前590年，又宣布“作丘甲”。《左传·宣公十五年》说：“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春秋穀梁传·宣公十五年》解释说：
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税。初税亩，非正也。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已悉矣。

《左传》和《穀梁传》的解释是正确的。鲁国为了改变财政窘迫、入不敷出的局面，在收取公田劳役地租的基础上又按亩加收租税，这就叫初税亩。这种政策的实施，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井田制的基础。古代的田制与军制密切相关。田制变革，军制也必然随之变革。鲁国的“作丘甲”也与晋国的“作州兵”一样，是与田制改革配套的措施，目的是扩大兵源，加强本国的军事实力。
春秋中后期，井田制度遭受破坏的现象在各国普遍发生，有的国家维护井田与破坏井田的斗争十分激烈。如公元前563年，郑国的执政子驷为维护井田制，抑止郑国臣民乱垦荒地、破坏井田的行为，因而引起郑国的一场内乱。《左传》对此事有详细记载：

初，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于是子驷当国，子国为司马，子耳为司空，子孔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帅贼以入，晨攻执政于西宫之朝，杀子驷、子国、子耳，劫郑伯以如北宫。

司臣、侯晋等人因私自垦荒而获得大片土地。子驷以恢复井田、整顿田界为名，没收了他们开垦的荒地，因而司臣等人被激怒，联合起来发动叛乱，杀死子驷、子国和子耳三位大夫，并把郑国国君郑简公抢走。此后，郑国私下垦荒、破坏井田的现象仍在蔓延。公元前543年，即郑子驷因“为田洫”引起内乱的事发生二十年之后，郑国的执政之卿子产再次整顿田制，“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郑国两次整顿井田，反映了一种新的土地制度的产生和确立，要经历怎样艰难曲折的历程。
春秋战国之际，各国已经普遍实行了根据土地面积和质量征收赋税的制度，井田制度仅在局部地区残存。《左传·哀公二年》云：“初，周人与范氏田。公孙尨税焉。”杜预注云：“尨，范氏臣，为范氏收周人所与田之税。”战国初年的墨子曾说：

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大人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

又说：

以其常正（征），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

可见，按亩收税在战国初期似已成定制。到战国中期，声势浩大的变法运动在各国普遍展开，对井田制度的残余进行了*后的扫荡。如秦孝公时秦国推行商鞅新法，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阡陌、封疆均指井田制度留存的田界。开阡陌封疆，即彻底打破井田制的限制，允许开荒、兼并和土地买卖。日本学者泷川资言解释“开阡陌”说：

……尽开阡陌，悉除禁限，而听民兼并买卖，以尽人力；垦辟弃地，悉为田畴，不使有尺寸之遗，以尽地力；使民有田，即为永业，而不复归授，以绝烦扰欺隐之奸；使地皆为田，田皆出税，以覆阴据自私之辜。

商鞅变法，允许土地的兼并和买卖，允许开垦荒地，承认土地为“永业”，这表明国家公开承认并保护土地私有。经过数百年的曲折历程，以土地公有制为前提的井田制度终于彻底崩溃了，土地私有制终于取代了土地公有制，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重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