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诗笺释方法论 中国古典诠释学例说

《李商隐诗笺释方法论（中国古典诠释学例说）/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书系》：
　　（一）系年的作品，已由朱笺的八十七题，增加为一九九题，数量在一倍以上。许多从题目到内容，皆不具人、地、时、事等史实客观因素的作品，也都加以系年了，例如：《明神》、《咏史》（历览前贤国与家）、《汉宫词》、《所居》、《灯》、《莫愁》、《席上作》、《海客》、《锦瑟》、《木兰》、《破镜》、《鸳鸯》等，为数甚多。像这些既无客观事实可为依据的诗，如何能系年？显然是用“以意逆志”之法所作的臆断。其逾越方法之妥当范围，已甚严重。
　　（二）被指为有寄托的作品，已由朱笺百分之十不到的比例增为百分之七八十。咏物、男女、游仙、咏史，甚至连一些与作者切身经验完全无涉的代拟体（代他人所作之诗），也都一一有所寄托。
　　（三）所寄托之事义，大约为作者个人失意的牢骚、讽刺时君时事、讽刺女道士、暗指受党人之排挤、暗指与令狐绚之恩怨。而且扩张朱笺确指事实、逐句笺释的形态。朱笺中，这种形态的笺释，上文指出不过六七首，而在程笺中却已占绝大部分，逐句皆植人事实而加以诠释。
　　综括来说，这套笺释方法发展到程梦星，已非常完整。到冯浩的时候，在方法学上并没有新的补充与变革，只不过在实际操作之时，对于其功能与局限的掌握，有精粗轻重的差别，以及对于李商隐之生平心事的解释各有所偏而已。
　　冯浩对方法学虽无新的发明，然而却将这套方法的功能发挥到几乎极限，同时也将它的弊病暴露无遗。他的作为不在方法学的理论建构，而在方法的实际运用。关于冯氏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做详细的讨论。在这里，我们只简括来说，他比程氏更进一步的发展，就方法的整体运作而言，是更倚重“以意逆志”的主观方法，以达成“知人论世”的客观事实证明。对李商隐生平及时代的论定，他不仅采用很多史料，并且主要的依据是李商隐的诗作与《樊南甲乙集》中一百多篇的骈文，用“以意逆志”的方法，从中体会到许多隐曲之事情，更依所得以纠正自己所认为史传的错误。这一来，李商隐的年谱便比程氏更详密，许多程氏所不知的事，都被他揭发出来；而相对的，再以所证明的事实回过来笺释作品，则系年之诗，便由程氏的一百九十九题增加为三百三十题，此程谱多出一百三十余题，在全集五百五十题中，已超过一半。许多完全无所依据的作品，也在“以意逆志”之下被系年了。并且在笺释作品时，更是大多使用逐句凿实的解法。其穿凿附会，非常的严重。李商隐诗的意义也几近僵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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