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代华文书局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西援之殇特拉布宗皇帝并非唯一一个对穆拉德二世之死如释重负的人，西方各国普遍也流露出类似的乐观情绪。大使们根据来自苏丹宫廷的线报，对穆罕默德二世早年的失败大加渲染，以至于人们以为这位“无能”的新苏丹，不会成为西方基督教诸国的重大威胁。穆罕默德二世爽快地承认先皇与西方国家签署的条约，这更加深了人们的错觉。1451年夏末，当新苏丹即位的消息传至欧洲，前往阿德里安堡的欧洲使团络绎不绝。9月10日，苏丹款待了威尼斯代表团并续订了穆拉德五年前与之签署的和约。10天后，他又与匈牙利摄政匈雅提的代表签署了一份为期三年的停战协定。拉古萨大使因为主动提出增加年贡至500金币，尤其获得了苏丹青睐。罗德岛骑士团以及莱斯博斯岛、希俄斯岛领主也纷纷派员满载礼物，前来朝贺，他们也都得到了善意的回馈。塞尔维亚君主不仅得到了自己的女儿，还被特许收回了若干斯特鲁马河流域的市镇。**个抵达阿德里安堡的拜占庭使团原*为忧虑，不过他们也得到了苏丹的安抚并感到宽慰。苏丹不仅以古兰经起誓，务必会尊重拜占庭之领土完整，甚至还慷慨地许诺为流亡君士坦丁堡的奥尔汗王子支付一笔高达3000阿克切（Akce）的年金，经费来自原本属于奥尔汗位于斯特鲁马河谷的若干希腊市镇，以使后者维持体面的生活。甚至阿索斯山（MountAthos）修道团（自穆拉德二世后承认土耳其宗主权）也认为可与土耳其相安无事，共享太平。 　　 新任苏丹看上去深受老臣哈里尔帕夏和平主义观念的影响。拜占庭外交官们小心地维护着与大维齐的友谊，并且收到了回报。但是，精明的观察家也意识到苏丹的温和姿态并非发自内心。他这么做的真实意图不过是为了在发起伟大战役时能够后方稳固。同时，大维齐哈里尔的影响力也远没有西方人想象的那样大。穆罕默德二世从未真正原谅哈里尔在1446年的所作所为。哈里尔的盟友伊萨克帕夏已经被调往安纳托利亚，而副首相扎加诺斯帕夏素来与哈里尔不睦，何况他还是宦官赛哈布的挚友，后者与新任苏丹私交甚笃，并完全支持苏丹的扩张政策。　　 然而土耳其宫廷的暗流涌动并不为西方国家所知晓，他们反而被威尼斯、布达佩斯传来消息所麻痹。经历了尼科波利斯与瓦尔纳的惨败，没有西方国家愿意再与土耳其兵戎相见。他们宁可相信战争是能够避免的，何况西方诸国受国内局势拖累，也缺乏出兵干预的准备。在中欧，哈布斯堡王朝的弗里德里希三世此刻忙于筹备即将在罗马举行的加冕礼（为了获得神圣罗马皇帝头衔，他甚至放弃了德国教会的特权），甚至觊觎着波希米亚与匈牙利的王冠——这必然导致匈牙利摄政匈雅提的仇恨。法王查理七世则忙于重建百年战争后满目疮痍的国土，同时还要防备国内心怀叵测的诸侯——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后者的国土与财力都甚于他自己。菲利普倒是自忖具有十字军精神，然而当年父亲约翰在尼科波利斯战役中战败被俘，身陷囹圄，尚殷鉴不远，何况倘若他率部亲征，还要提防自己的公国被法王偷袭。英格兰同样受到百年战争的拖累，此时的国王虽然道德高尚，精神状况却不稳定，也就无心派出军队参与冒险。　　 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与苏格兰国王同样难以指望，而葡萄牙与卡斯蒂利亚王国正忙于对付境内的异教徒，也无暇他顾。唯一表现出对东方事务兴趣的西方君主是阿拉贡的阿方索五世，他在1443年还继承了那不勒斯王位。此人的确醉心于发动对东方异教徒的远征，然而，他要求以获得拜占庭皇帝头衔作为酬劳，这一漫天要价的行为自然得不到拜占庭支持，于是西方的援助就更加渺茫了。　　 甚至教皇国也认为新苏丹不足为虑。而一些希腊难民团体开始四处游说，希望西方国家在穆罕默德二世成熟之前采取行动。其中*著名的说客为一意大利人托伦蒂诺的弗朗西斯科·菲莱福（FrancescoFilelfoofTolentino，为希腊学者约翰·克里索拉斯的女婿），他曾向法王查理递交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求援信，力陈组织新一轮十字军的好处，并断言此时土耳其人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然而他的信件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1447年继位的教皇尼古拉斯五世是一名和平主义者，且心向学术，任内重大功绩之一便是创办了梵蒂冈图书馆。不过由于他深受流亡意大利的希腊学者贝萨里翁影响，对拜占庭心怀同情。然而即使教皇百般呼吁，也只是应者寥寥；何况拜占庭人对宗座并无好感，甚至连前任皇帝在大公会议签署的联合协议，都拒绝予以实施。　　 君士坦丁皇帝对他面临的困境了然于胸。1451年夏天，他派遣安德罗尼库斯·拜尼奥斯·莱昂塔里斯（AndronicusBryenniusLeontaris）前往威尼斯为帝国招募克里特弓箭手，随后安德罗尼库斯来到罗马代表皇帝向教皇传达亲善之意，同时还呈交了拜占庭感恩聚会团体（Synaxis）的一封信函。信中宣称上一届大公会议由于大牧首被蒙蔽，应该是无效的。他们呼吁在君士坦丁堡召开新一届大公会议，保证东正教主教列席，并缩减天主教会与会人数。很多“拒统派”知名人士在信件上署名，不过拜占庭神学家、哲学家乔治·斯库拉里斯·金纳迪乌斯（GennadiusScholarius，GeorgiosKourtesiosScholarios，GeorgeScholariusGennadius）是个例外，后者认定这番呼吁必然劳而无功——事情也果真如此。教皇既不准备推翻上届大公会议内容，也不准备谅解这些东正教异见者。尤其不幸的是，当拜占庭使者来到时，恰逢前牧首格里高利·玛玛斯辞职后驻留于罗马城内避难，他的添油加醋更坚定了教皇决不妥协的信念。尼古拉斯五世没有答复教士们的呼吁，在给拜占庭皇帝的回信中却要求后者利用权威，采取断然行动促成教会共融。教皇进一步指出，前任大牧首必须官复原职，拒不执行这项决定的希腊人应该送往罗马接受天主教的“再教育”。信中甚至有下列著名的句子：“如果君士坦丁堡的贵族与民众接受了联合的决议，您会发现整个罗马天主教会将倾力支持您与帝国；然而如果你和你的人民拒绝接受，我们将不得不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拯救你们及我们的荣誉。”这样的*后通牒对皇帝而言于事无补，相反，它更坚定了金纳迪乌斯的反对。数月后，君士坦丁·普拉特里斯（ConstantinePlatris，绰号“英国人”，大概由于他是一名英国罗拉德教派难民之子）作为布拉格胡斯教会（HussiteChurch）特使来到君士坦丁堡，并在狂热的人群中发表了一番关于信念的演讲。　　 当他回国时，拜占庭人交给他一封信件，信中严厉抨击了教皇的自负——此信得到了大量感恩聚会成员的支持，其中就包括赫赫有名的金纳迪乌斯。然而，当苏丹懦弱无能的传言渐渐烟消云散时，拜占庭人的乐观情绪也随之消退，整个首都笼罩在一片肃杀痛苦的氛围中，而此时东西方教会的关系不仅未见进展，反而有所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