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引航员

　　《船舶引航员》：　　夏商时期，舟船制造技术有了改进，木板船和帆大约出现于这一时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造船技术更有了进步，船舶变大了，楼船、浮桥船都已出现。南方的吴、越两国和北方的齐国，为了争夺霸权，都发展了水军，经常进行联合编队的大规模水上军事行动。秦国为了攻打南方的楚国，曾动员上千艘船，装载大批士兵和粮食，浩浩荡荡自长江顺流而下。国内沿海航线，台湾海峡两岸之间，也都已经开辟出来了。可见，这时期航运技术和规模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北方的燕、齐两国的航海人员顺着日本海左旋环流，从山东半岛或辽东半岛出发，经过朝鲜半岛，可以到达日本，后来又开辟了一条经过对马岛直航日本北九州的航线，至此，与日本之间的海上航路也已开通。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航海业进一步发展，天文学用于航海有了发展，星象观测已用来导航，操帆驶风技术已完备，造船技术也得以提高。大到乘载上千人的楼船，小到精致灵巧的小舟，性能都比以前更加优越。大规模造船的能力发展起来，年可造数百成千艘船，在当时已不令人惊异。海上交通更加兴盛，北起黄海乐浪，南到南海交趾，都建立了海上交通线。船只东北可到朝鲜、日本，往南及西南方向可到南亚、东南亚诸岛和印度半岛。秦始皇派出载有数干童男童女的船队东航，盛传曾到达日本。这虽然是一个被众人不断塑造的“故事”，但透过神秘主义附会的重重迷雾，我们不难发现当时人向海外发展的强烈愿望。东汉时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今罗马），虽未完全成功，也同样反映了这种愿望。不久，罗马皇帝安东尼（即《后汉书》中的“大秦王安敦”）派使臣由海道人中国。东西方共同的努力，促成了东西航路的连通。三国时期和南北朝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各国间的海上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　　盛唐时代，中国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与外国的经济和文化往来十分频繁，海上交通十分发达。当时两条旧的远洋航线，即从山东半岛或浙江向东到朝鲜、日本，以及从广州出发到南亚、东南亚、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地，都已为航海家们所熟悉。当时的航海人员已能掌握中国东南沿海的季风规律，每年十一二月吹北风时从广州出海，五六月吹南风时回航。波斯湾风浪险恶，但中国造的大海船抗风浪能力较强，相对安全。波斯、罗马和阿拉伯商人经由海道来华，多爱搭乘中国的大海船。　　宋元时期，航海技术进一步提高，海外交通进一步发展。北宋时，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导航，后又制造了磁罗经，使船只能在海上辨别方向，引导航行。这时人们对潮汐规律已有了相当的研究，并将其运用于航海。著名学者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对于潮升时刻与港口常规时差，都有明确的定义。另一位学者吕昌明，则于公元1056年（北宋嘉祐元年）编制出了潮汐表，名为《四时潮候图》。海图的绘制也开始出现，并运用到航海中去。这一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水平，中国船只畅游于西太平洋、印度洋航线。海外贸易非常发达，泉州、广州、杭州、明州（今宁波），都是繁荣的外贸港口。政府在这些港口设置市舶司，负责航海船舶的进出口管理、海船进口货物的抽税和查禁，并管理居留本地的外国商人，相当于现代的海关。　　明朝前期，中国古代的航海事业达到了顶峰。明朝政府组织大规模的船队，由郑和率领，七下西洋，访问了南亚、东南亚、阿拉伯和非洲等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远到达索马里和肯尼亚，航程10万余里。郑和船队规模巨大，每次出航，多则二百余艘，其中宝船四十多艘，一般每次两万多人。船队航行的路线，多是唐宋元时期早已为中国航海家所熟悉，但经过几十年战乱渐渐荒废不为人知的航线。这七次航行，重新唤醒了沿线国家对中国航海业的宏伟印象，恢复和加强了这些国家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这一时期，航海技术又有了较大进步。航海人员懂得了“牵星术”，即通过观测北极星的高度来判定地理纬度，在低纬度地带则观测华盖星。远洋船上一般都有阴阳家专门负责观测天象。此外，各种航行仪器也更加完善，航海罗盘由火长专门掌管，计程和测深都有一套严密的方法，记载航行路线的专书也普遍使用于航海活动。著名的郑和航海图，以及其他几幅保存至今的海图，为后人了解那时的航海技术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