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述而批评丛书:旋入灵魂的磁场

九十年代诗歌的文化姿态　　2000年上半年，《上海文学》《作家》等各家重要文学期刊以前所未有的篇幅，联袂推出了“2000年新诗大联展”，其中荟萃了新时期以来数十位代表性诗人及新锐作者的*新佳作，阵容齐整，蔚为大观。这一醒目的诗坛现象引起了各方关注，它似乎既为九十年代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一个压轴性的亮相空间，又蕴含着某些令人回味的文化信息。这究竟意味着一种良好的端倪与升级，还是体现了一种具有表演色彩的突围姿态？因为众所周知，近年来的诗坛探寻艰难，气象繁复，却众声喧哗，纷争不断。　　在《1999中国新诗年鉴》里，有一首题为《时间轻轻拍了我们的肩膀》的诗这样写道：“我们同时感受到/时间的力道震颤过心房/我们背靠背而坐/白天和黑夜各自在我们前方消失”。是的，当九十年代的文学时光悄然远逝的时候，我们除了喟叹时运无常以外，却已然感受不到一个激情年代的文化似乎应有的逼人的光芒与昂然的姿态，相看诗坛亦复如此。试图简单描述一个年代的诗坛状况是极其困难的，何况它又是一种如此多元而驳杂的集合。我们愿意承认，九十年代的诗坛有一大批不同诗派不同类型的群体在顽强地努力，涌现出许多坚持独立写作立场的优秀诗人，各展其长，各树一格，共同铺筑着这个年代的壮阔诗路。但不容置疑的是，如果加以认真的梳理和辨认，我们仍然会发现，由于掺杂了过多的诗与非诗的因素，并受制于诗语言变革的滞缓，九十年代的诗歌进程中另有其相当模糊、芜杂、低迷的一面。谁也无法否认，诗歌的领地正日益受到商品化浪潮的冲刷，为各种庸俗与媚俗倾向所严重污染，甚或刻意模仿，把玩形式，抒写所谓个人化话语，却遮蔽不住本就艰涩、干枯的内心世界。当下诗歌的整体影响力已远逊于以往年代，它只是一团微弱的光与火，难以烛照人们的精神夜空。事实上，这也是九十年代文学的宿命。在这个年代的精神文化经受了一番沉寂与低迷之后，诗歌更刻意选择了疏离和冥思，而非呈现与敏悟。因此，在“时间的力道震颤过心房”之后，有相当一部分诗歌却并无切肤之痛，业已变得苍白、淡漠，这同样无疑会遭人冷落，使诗进一步远离了读者的视界。　　也许，有的人会强调沉潜前行的九十年代诗歌，获得了更为自由的写作空间，日常性和个人化经验及其文化立场同样标示了一个时代的特性。然而，这可能更多的仅是一种理论描述，令人难以忍受的庸常乏味、苍白无力的顾影自怜同样是它已然付出的真实代价。人们不再接纳狭隘冷漠、黯然神伤的诗歌，不再宽容情感的虚假和精神的偏执，人们期待具有高尚品质与思想活力的真情告白。正是这种种心灵内伤使一部分九十年代的诗歌在喧哗的时代失却了宣示的声音，更失却了富有时代感的诗性魅力与价值。时代深度和心灵厚度，或许正是一种诗学上的“必要的张力”。　　历史的胜景使我们无法忘却，更未敢奢求。公允而言，九十年代的诗歌虽有传统的承继，却匮乏创造的风度；既是历史的延展，又丧失了拓进与超越的机会。这是它自我构建的局限，还是它必然张扬的文化姿态？　　九十年代末一场诗坛的纷争，已被确认为当代诗歌群体一种裂变和分化的兆示。这是诗坛的荣耀及其文化神话的自我消解，亦是九十年代诗歌沉潜拓展的文化姿态的自我伤损。人们有理由感到失望，并且为诗歌本在的智慧生命深怀忧伤。诗坛需要反思的，岂止是简单的一场纷争喧闹中的意气用事和趋名逐利。当下诗坛似乎并不沉寂，甚至可以说是热闹非凡，然而，在如此令人思危的裂隙中前行，却是很难让人满怀信心的。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关注和探询“千年新诗联展”现象，就无法不在内心交织起复杂的心情，既充满期待，又平添忧思。　　构筑新海派诗歌的审美腹地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文学重新扬帆起航，开启了一段漫长的崭新旅程。其中，新诗界曾经发生过许多诗艺的论争、观念的歧异、美学的裂变与群体的分化重组，诞育了不少早已载入历史及个体记忆的重要事件和现象。同样，近年来我一直较为关注的大致从新世纪以后融入上海城市生活的一批新上海诗人的写作，也无疑是一种值得瞩目的新生文化现象。陈忠村、汗漫、聂广友、徐俊国等一批新上海诗人在诗坛的竞相涌现，既为海派诗歌的创作研究拓展疆域，竖立标杆，更给热力喧哗、斑斓多彩的上海民间诗坛的风云流转留存了一份诗意的写真，甚至会构成我们聚焦当下中国文化语境的某种思想维度。　　将这批诗人的创作归纳为新海派诗歌，而非纯粹以“新上海人”命名，我既感觉理论层面上确实仍有存疑之处，又期冀以此来为这批富有创造活力与艺术潜质的诗人以及海派文学的未来生长性举纲张目，摇旗呐喊。如果有可能的话，《新海派诗选》将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再行编选续集，以飨读者，并求教于学界方家。唯愿新的选本能够收集更多有代表性的新上海诗人的佳作，更有力地体现出新海派诗歌群的艺术特征，更名副其实。　　我一直认为，许多当下性的新型文化热点现象，虽然值得关切和重视，但也不能过于放大其效应，高估其成长性和持续力。这些年来，海派文化时断时续会产生各种现象，却往往成为一过性的文化热点，其例不胜枚举。就如同地震的主震与余震的关系，文化的生成发展也应该是一种不断激荡变化，激浊扬清，扶正去魅的过程。谈及文化的创造性、持久性，关键还是要靠作品说话，只有凭借其悠长的艺术生命力才能来印证海派文化的底蕴、包容度和当下的创新能力。　　的确，海派文化现象研究需要不断地吐故纳新，尤其要关注文化的当下性及其现实的延展。海派文艺一直以来缺乏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和恒久魅力的精品力作的缘由，自然是在于一些作者作品的人文境界与生命情怀有待于拓展和提升，与其他地区的文化实力相比较而言，区域性文化格局与气象亟待进一步张扬，在于创作者面对变动不居的生活世界应有的生气活力的丧失，叙事创新能力与再生能力的匮乏。　　当下社会的现代转型已经给我们的文化或文学带来了格局的调整和突变：一面是商业文化的强烈生长，日渐渗透并改变着现实的文化生态，给人们造成了精神挤压，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仍占有一分天下，竭力维持着自身的主导性和影响力，而独立高蹈的文化姿态依然是传统文学借以特立独行的标志性招牌形象，并对流行文化构成一定的抵抗和遏制。这三种文化势力互相映照，互相角力，自然也共存共荣。然而，它所构制的范式带来的影响是深刻长远的。此外，就业态研究而言，海派文化新生现象需要得到重视与关注，不但是因为其现实的延展在当下的迫切介入，更在于海派文化不可能简单划分为传统与当代，它没有一个明显的分野，而应该是一种有弹性空间与再生活力的范畴。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容纳各各不同的文化经验与创作养分。　　历史常常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事实上，现代文学中的所谓新海派文学，也是因为具有了新型读者构成的阅读群体和市场意识的发酵，才在现代商业文化的土壤上逐渐培育生长而成的。海派文学之所以具有现代性，就在于它的商业化。有学者早就指出，海派文学有“更鲜明地呈现出力图摆脱传统文化束缚的现代性品格”。而经验证明，在开放包容的文化场域中，即便是先锋性也可以获得商业性，可以转化为大众性。这三个层面的转化当然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而我们简单地将海派的特色归纳为现代、时尚、求新，显然也不足以求证出它的完整性。从海派文化到海派文学，虽然两者间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一直以来在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市交杂的双重语境下徘徊游走的海派文学，所秉持的求新图变的传统、兼容杂糅的特征使得其孕育的文学质素在不同年代以及不同的创作群体中也渐次发生了多向度的全方位的变化。　　在这样的意义上，对这批近十多年以来融入上海城市生活的新上海诗人的成长路程、写作特征、文学价值的描述和探察，也许会成为我们关注和讨论海派文学当下性、变量性因素的一个个案样本。而在本文中，因为力所不逮及时间仓促，我只能先作出一些粗浅的评说。　　首先，这批诗人由于生活经历的缘故，具备“外乡人”“新上海人”两种身份标识，因而，他们的作品大多呈现一种独立于城市文明，既漂泊不安，又难以离弃的精神姿态，始终覆盖着城市与乡村文明错动而间离的双重投影。其次，他们的内心深处紧密依恋着故乡，却又无法实现身体的返回，“身”与“心”的背离与游荡使其成为城市文化与乡村文明的双重“他者”。再者，从文学语言研究的角度来讲，作为城市与乡村生活的双重经历者，他们的作品中本应具有城市与乡村语言的呈现与交融，以显示文学语言变化演绎的可能性，实际上显然也差强人意。部分诗人的语言技艺缺少强烈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匮乏鲜活的当下生活的质感。而这其实也体现出他们的一种精神生长中的矛盾性，既想在语言世界中妥置自己现实中紧张不安的灵魂，又深感自我话语在现实碰撞中的卑弱无力。　　本书（《新海派诗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8月，杨斌华、陈忠村主编。）所收录的这十位诗人作品尽管风貌各异，诗艺水准也并不齐整，但大都能显现出上述特点。他们还相当年轻，在诗学探求上有着不可预期的生长空间。　　陈忠村是一个质朴执着、情怀坦诚的诗人，也是新上海诗人群体的主要代表者和言说者之一。他的早期创作大多关注乡村、自然和亲情人伦，表现出对家乡的挚爱和怀念，具有浓郁的乡土情结。而后，逐渐地转向城市暂居者的当下生活及其日常景观，在变动不宁的精神游走中不断移换自己的心灵坐标，其作品无不揭示了作为一个外来者站在城市文明边缘的敏感失意的不安心态，清晰而强烈地凸显出某种企图融入城市生活世界的内在渴望。　　陈仓是一个谦卑低调而感受纤敏的行者。他的作品深深镌刻着故乡的印记，包含着浓烈、虔敬而痛苦的精神渴求。他的身体走失在喧嚣浮躁的大都市里，不停地寻找着什么，内心却弥漫着对家园的渴念，对生命的追问。　　汗漫是一个钟情书写、卑微而幸福的歌者。他以孜孜以求的诗艺探险来实现内心的救赎。他心怀悲悯，漫游世间，远离自己的故乡，又未能完全融入异地。他在现实与记忆的交错碰撞中，在乡土与城市、家园与异乡的双重游历和精神熬炼中，努力安放自己的身体和魂魄。　　胡桑是一个不断返观自身、冷静而怀疑的智者。他徜徉且沉浸在个体想象与集体记忆衍化的自足空间，企图超拔本在的、固化的自我。他隔绝于喧嚣时世，在现实与语言、具象与抽象之间反复思虑，深度研磨，以构设一个自我主体的世界，安置奇诡多姿的灵魂。　　林溪是一个身处繁华城市热爱生活却寂寞生存的梦游者。他的创作从未离弃与回避关注现实，对难以承载的生命之重和被命运厮打得遍体鳞伤者满怀悲悯，更时常显影出思想的迷茫和困惑。他自觉无法抽离与之格格不入的喧嚣时世，希冀能够冲决困境分身而出，以诗的形式空间来寄寓并抒写自己寻求精神故乡的渴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