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全3册

绪论 中国当代文学是指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我国版图内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学。它是我国文学发展的*新历史阶段，也是继承和发扬我国文学的优秀传统、特别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人民文艺的优秀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题材、主题、形式与风格都产生历史性的深刻变化的阶段。 每一代文学艺术都是自己历史土壤上生长的精神的花朵。中国当代文学的性质与产生它的社会状况和思想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我国二十世纪著名的诗人兼文艺理论家何其芳曾在他的诗《我们*伟大的节日》中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 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 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 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 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 像雷一样发出震动着世界的声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民主革命阶段的结束，也宣告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到来。香港已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实现回归，澳门也于一九九九年回到祖国怀抱。尽管大陆与台湾还没有统一，但毕竟统一已属全国各族各地区人民的共同要求，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从五十年代起，年轻的人民共和国踏着前人未曾走过的崎岖道路，在雷霆风暴中，在和平建设的探索中不断前进。不但使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变革，也使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当代中国境内组成中华民族的共有如下五十六个兄弟民族：汉、满、蒙古、回、藏、壮、朝鲜、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锡伯、撒拉、布朗、毛南、苗、瑶、侗、土家、彝、羌、白、傣、景颇、纳西、布依、哈尼、佤、仡佬、拉祜、傈僳、畲、京、黎、水、土、高山、东乡、达斡尔、仫佬、普米、怒、阿昌、鄂温克、德昂、基诺、裕固、保安、门巴、独龙、鄂伦春、塔塔尔、俄罗斯、珞巴、赫哲。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和当代文学走向空前的繁荣。 中国不但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也是一个幅员广阔、地区差别很大的国家。我国大陆在新中国成立前基本上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社会。云南有的民族还处于原始社会，西藏地区在五十年代还维持着农奴制。旧中国经过长期战乱，不仅经济落后，文化也不发达。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抗美援朝、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几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实施，各方面建设都取得显著的成就。一九五七年后，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成果累累，虽说由于“左”倾错误不断发展，急躁冒进，实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后来更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不但导致七十年代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也使文化建设和文学艺术生产在一段时间受到很大破坏，但毕竟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制度和工业化的基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领导下，确立了新的政治、思想路线，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并实行改革开放，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政治上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从八十年代以来，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文化事业也相应有很大增长，综合国力大大提高，科学技术许多方面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期间，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是深刻的，尽管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已向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现代化目标迈进。 新中国文学的思想文化背景也迥异于旧中国。开国之初，大陆承继了旧中国多元的文化遗产。其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造的进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步传播到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在它主导下对旧的各种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从而促进了新的社会风气和新的时代精神、思想风貌的形成。五十年代虽也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却实际没有完全执行。而新时期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以及思想解放、艺术民主和中西文化产生自“五四”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撞击，成为这时期改革开放的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倡导文学艺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认真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方针政策，则是改革开放时期文艺发展的主导趋向。这种状况，自然给文学艺术带来思想活跃和创作自由，也带来思想文化发展的多向推动。当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必然会有多元走向，并产生正负面的影响。在共产主义道德理想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被提倡的同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也有所滋长，从而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严重的挑战。 上述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背景下，中国大陆文学的生产和消费体制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在全国范围的建立，大多数文学艺术工作者都被组织起来，团结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1953年改称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改称中国作家协会）中，党和政府可以通过上述民间团体实施自己的领导作用，而所有的出版机构也先后都被纳入国营的体制。这样，专业作家和出版工作者都领取国家的工资，不虞衣食，因而作家创作什么和出版社出版什么，都不能不受国家意志的制约和影响。文学作品的消费，固然也有读者的需求起作用，但国家舆论和文学批评的导向，起着更大的作用。党和政府更要求文学艺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与此相悖的文艺作品便很难存在。这种状况的改变则发生在八十年代初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邓小平号召对“作家艺术家写什么和怎么写不要横加干预”之后，中国文联和作家协会也更强调自己服务于作家艺术家的功能。而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出版社先后改为企业管理，日益强调经济效益，追求图书在读者中的销量，这样市场需求便成为一只强有力的看不见的手，导引着作家艺术家创作什么和怎么创作。虽然党和政府的政治吁求，也还继续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无可讳言，正由于文艺生产与消费体制的变革，导致我国文艺从建国初的多元状态而后逐步走向一元，乃至走向“文化大革命”中的“样板化”，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则又从一元状态呈现出多种形态、多种观念和多种需求的分流。但纵观五十年来我国文艺的发展，居于文坛主导地位的则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维护和推进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潮流。 处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台港澳地区的社会和思想文化形态都与大陆有很大的差异。台湾曾受日本五十年的占领和统治，日本的文化侵略曾以“皇民化”的形式产生影响，国民党退据台湾后长期坚持反共，实行思想统治，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有条件地开放报禁、党禁，允许与大陆交流；港澳地区因受英国和葡萄牙长期的殖民统治，比较之下，受西方文化影响更大。近半个世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仍然是台港澳地区文化的突出特征。但无论台湾还是港澳地区，毕竟同属中华文化的母系，不仅语言文字相通，中华传统文化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仍根深蒂固，因而文学艺术的发展与大陆也异中有同。 由于占有十三亿人口的我国大陆在当代所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以大陆文学为主体的我国当代文学的性质也就与旧中国有异。除台港澳地区外，中国当代文学已基本成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文学，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