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一个伟大城市的故事

新阿姆斯特丹与纽约 纽约市区*初由阿尔冈（Algonquian）语系民族居住和占有，他们称自己为莱纳佩人（Lenape，或伦尼莱纳佩人，意为“真正的人”）。成百上千原住民居住的季节性村庄和营地遍及今天的五个区；他们耕种、渔猎，刀耕火种，开垦土地，他们用世代传承的名字称呼自己、定居点以及他们利用的土地，例如卡纳西（Canarsee）、高瓦纳斯（Gowanus）、马斯佩斯（Maspeth）、拉瑞坦（Raritan）和曼娜哈特（Mannahatta，多山的岛屿）。 **批欧洲人在向西探索印度、中国和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财富的路途中意外抵达了纽约。意大利探险家乔瓦尼·达·韦拉扎诺（Giovanni da Verazzano）受法国王室的任命于1524年在北美东海岸探寻通往太平洋的航线，旅途中偶然航行至今天的纽约湾（New York Bay）。85年后，英国探险家亨利·哈德逊（Henry Hudson）违背荷兰雇主的命令，没有按其指示沿俄罗斯北海岸向东北方航行至新阿姆斯特丹和纽约，而是跟随直觉中的*短航程行驶，认为一路向西即可到达太平洋。1609年9月，他进入纽约湾，沿着一条某一天可能以他命名的河流溯江而上，在他尚未找到预期路线之前就已远达现今为奥尔巴尼市（Albany）的地方。 哈德逊的报告涉及对大量海狸和其他种类毛皮动物的介绍，其中也指出许多印第安人的交易需求，这些内容激发了荷兰雇主的强烈兴趣。他们很快在曼哈顿岛和上游区域建立了贸易点，*终，荷兰的西印度公司（West India Company，简称WIC）在荷兰政府的特许下将这片地区开拓为他们的殖民地。这可以视作对抗英国的一个防御措施，因为当时的英国正忙于在周边区域宣示其主权。“新尼德兰”（New Netherland）是荷兰对其殖民地的命名，其地域范围大约北至康涅狄格河（Connecticut River）南至特拉华河（Delaware River），并且开始出现在荷兰地图上。 1626年，彼得·米纽伊特（Peter Minuit）总督声称用价值60荷兰盾的货物从美国原住民手中购得曼哈顿岛（历史学家们为突出传奇色彩，大约300年后将这个数字改为24美元），不久，曼哈顿岛就开始作为公司贸易点而发展成为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 城镇和殖民地发展缓慢，直到1640年西印度公司放弃了对皮毛贸易的垄断地位，允许企业移民进入商业市场，情况才有所转变。居住者的多样化比例相较于*初有了很大提升，不仅有荷兰人，还有瓦隆人（Walloons）、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s）、瑞典人、英国人，以及数量虽小但一直在增加的非洲奴隶。 根据一个曾经访问过这个城镇的法国传教士的说法，直到1643年，在规模微小的新阿姆斯特丹的街道上已经能够听到18种不同的语言。总督彼得鲁斯·斯特伊弗桑特（Petrus Stuyvesant）于1647年接管此地，目睹了殖民地与印第安人灾难性冲突之后的发展壮大。这场冲突以“基夫特将军之战”（General Kieft’s War）闻名，基夫特把宗教多样性视作社会秩序和公民团结的威胁，并且驱逐犹太人（Jews）和贵格会信徒（Quakers）。不过，他的雇主*终返回荷兰共和国，强迫他接受多样的宗教，这场冲突因而缓和下来。 独立战争中的纽约 在独立战争危机出现的前夕，纽约市和英国的关系非常紧密。事实上，在美国独立战争的进程中，很多忠于英国的纽约市民反对乔治·华盛顿将军（General George Washington），支持国王乔治三世（King George III）与革命人士斗争。鉴于此种情况——而且纽约的港口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英国军事首脑*终选择入侵纽约，并将其作为收回“起义殖民地”的起点，这种做法在情理之中。 华盛顿将军对此并不意外，他把部队从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派遣到了纽约。1776年4月13日，在英国人撤离了波士顿之后，华盛顿还有他的增援军抵达了纽约，因为他们相信纽约会成为英国人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华盛顿的猜想是正确的。6月末，在将军威廉·霍威（William Howe）爵士的命令下，大约9000名英国士兵抵达了纽约港口。7月2日，他们占据了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同一天，纽约成为费城唯一一个弃权投票赞成独立的殖民地。 然而，在纽约发生的事件迅速地把很多托利党（Tories，保王派）变成了爱国人士。7月9日，纽约的临时大会通过了《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当文件在城内和城区附近的每一个美军首脑中间传阅时，精神振奋的爱国志士涌上街头，撕下了他们身上所有的王室纹章。其他人推翻了位于鲍灵格林（Bowling Green）的以石头为底座、镀金铅制的乔治三世骑马像，斩下了骑士的头部，用牛车把铅制的“骑士”和他的马都运送到了康涅狄格州 ，然后把它们熔做子弹。当牛车在向康涅狄格州的利奇菲尔德（Litchfield）前进途中，保王派人士偷了一些东西，然后把某些碎片扔到了威尔顿城（Wilton）附近的沼泽里（1972年，一个威尔顿居民使用金属探测器挖掘出了一个雕像的碎片；该碎片现在收藏在纽约市立博物馆）。 在舰队司令理查德·霍威勋爵（Admiral Lord Richard Howe）的指挥下，英国舰队在7月和8月初陆续抵达。舰队运载了13000多人的增援部队，使得英国参战士兵增至24000名。华盛顿派遣了自己的大部分军队——数千名士兵到布鲁克林来防御布鲁克林高地（Brooklyn Heights），但是霍威将军把他很多的军队转移到了海湾对岸，8月27日，他领兵与华盛顿在长岛战役（Battle of Long Island，又名布鲁克林之战）中对决。美国军队战败了，而霍威追击失败，这给了华盛顿反败为胜的机会。8月29日晚，在浓雾的遮挡下，华盛顿成功地指挥全部的军队跨越了东河，抵达曼哈顿。 两周后，华盛顿决定撤离纽约市。当美国人正向曼哈顿北部的山上撤退时，英国人于9月15日在基普湾（Kip’s Bay）登陆了。华盛顿领军撤退到了哈莱姆高地（Harlem Heights）。霍威将军第二天向那里的美军发起了进攻，但是美国人成功地击退了他们。为了确定霍威的下几步行动，华盛顿派了一个名为内森·黑尔（Nathan Hale）的年轻军官潜入城市。黑尔刚刚从耶鲁大学毕业，是个大陆军上尉，他脱掉制服，设法获取敌人防御工事的信息。不幸的是，在他居留被英国人占据的纽约期间，白厅码头（Whitehall Slip）附近发生了一场火灾，这是毁灭性的连串火灾的**场，这场火灾蔓延到了百老汇（Broadway）和布罗德大街（Broad Street），向西扩散到了哈德逊河。包括三一大教堂（Trinity Church）在内的数百个建筑都被摧毁了。英国人相信火灾是爱国人士故意所为，他们到处围捕盘问。黑尔在竭力返回美军的途中落入了敌军的天罗地网。黑尔被带到了威廉·霍威将军面前，即位于比克曼庄园（Beekman Mansion）的英国人总部，也就是现在**大道和第51街的交会处。黑尔承认了自己间谍身份，翌日被绞死。据说黑尔的*后一句遗言是：“我很遗憾自己只有一条生命来为国奉献。”死后人们追誉其为英雄。 10月中旬，华盛顿率领他的大部分军队撤退到了怀特普莱恩斯（White Plains）。他只留下了不到3000军队驻守华盛顿堡——位于现在的第184大街。英国人在11月份攻击了城堡，所有幸存的美国人都成了战俘。整个曼哈顿岛那时都由英国人掌控。乔治·华盛顿一生*大的败仗之一就是这次纽约被英国军队攻占。 纽约在英国人的占领下，在接下来长达7年的战争中一直保持戒严状态。来自周围地区和其他殖民地的保王派人士成群结队地涌入城市，还有那些寻求自由，成功逃脱了的奴隶也涌入了城市，因为此前英国人曾保证只要他们支持国王，他们就能获得自由。英国人直到1783年11月25日签署了《巴黎条约》（Treaty of Paris）后才离开。同一日，在纽约市长乔治·克林顿（George Clinton）的陪同下，华盛顿将军胜利而归，回到了曼哈顿。他发现城市深受重创，人口数只为战前的一半。很多市民逃跑了，现存的居民十分贫穷且营养不良。两场大火烧毁了很多的建筑物。华盛顿将军为人民打气，为城市的未来祈愿，他说道：“愿纽约永远平静；愿残垣得修；经济繁荣；科学进步；愿所有的公民与社会美德都能以同样显著的方式被珍视，因为这些美德之前给纽约市民带来了如此多的荣誉……” 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 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里，纽约成了美国新的贸易和金融商业中心。1789年，当乔治·华盛顿在联邦大厅（Federal Hall）的阳台上宣誓就职，纽约暂时作为联邦首都时，费城还是领先的港口城市和人口中心。但未来是属于纽约的，到1797年，纽约已经超越费城，成为美国的主要海港；而到1810年时，它已经是人口*多的城市了。商人利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战争，作为“中立运营商”扩大他们的海外贸易，损害了英国和法国的航运对手的利益。在英国报复美国货船后，杰弗逊总统1807年的对外贸易禁运事与愿违，使得城市经济陷于瘫痪。一位观察家记录道：“沿海附近的街道几乎都废弃了，码头上开始杂草丛生……”然而，这座城市的经济迅速反弹，在1812年战争之后进入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和繁荣时期。 作为**任财务部长（1789—1795），纽约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设想过这座城市的发展。汉密尔顿关于由中央银行支持联邦联盟的想法，以及设立进口税和投资政府证券的观点对城市经济发展都很有利，因为这座城市的经济依赖于海上贸易和金融。与汉密尔顿的设想一致，1792年，贸易商们聚集到华尔街的一棵梧桐树下，成立了一个协会；该协会日后发展成了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到19世纪30—40年代时，随着美国和欧洲的投资商们越来越依赖曼哈顿投资公司，通过投资公司管理他们投入运河公司、州政府和铁路的股票及债券，“华尔街”一词进入了跨大西洋词汇，纽约成为美国经济的新兴金融发动机。 经济发展的同时，种族多样性和社会矛盾也相随而来。纽约州直到1827年才废除奴隶制；然而在那之后，这座城市自由的非裔美国人仍然受到种族歧视。与此同时，欧洲移民——爱尔兰人、德国人以及英国人大量地涌入，导致纽约的劳动力迅速膨胀，而且在过度拥挤的工人阶级社区造成了一种贫穷的公众形象，如五点区（Five Points）和班克街（Bancker Street）。到1847年，前市长菲利普·霍恩（Philip Hone）痛惜纽约正沦落为“欧洲的大城市”，被“穷奢极欲和穷困潦倒两种极端”摧残着。犯罪、暴乱和街头暴力湮没了由很多移民创造的稳定社区和家庭生活。 人口增长也确实扩展了城市的传统边界。1803年修建新的市政厅（City Hall），市议会出钱用褐色砂石包装建筑物的背面，而不是大理石，显然认为城市的郊区在之后几年里仍会人烟稀少。然而，另一些人则预料到曼哈顿岛的长度会迅速且深远地扩张。国家委员会于1808—1811年对该岛进行了调查，强调了未来直线街道的网格状，保证卫生、运输、贸易和房地产交易，即使它要占据岛上的丘陵、山谷、池塘和溪流。事实证明这种计划是有先见之明的。到1823年，纽约市已经兼并了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旧郊区；到1855年，城市固定的郊区已经向北延伸到了第34街和更远的地方。同时，受城市经济的影响，布鲁克林和威廉斯堡（Williamsburg）的东河以及泽西市（Jersey City）和霍博肯（Hoboken）的哈德逊河对岸也有郊区涌现。 繁荣的大都市塑造了充满活力的文化生活和城市景观的新世界。在百老汇的旅馆里，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南方来的商人聚集在镇上购买珍珠街（Pearl Street）纺织品进口商的织物。炮台公园和市政厅公园都被游客和当地人用作“散步长廊”。纽约也正变成一个新意涌动的城市，在这里，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和其他作家在莎士比亚酒馆（Shakespeare Tavern）集思广益，而纽约大学的一位教授塞缪尔·芬利·布里斯·摩尔斯（Samuel Finlay Breese Morse）则在电报和摄影方面开拓创新取得突破。一些特别事件，如1824年革命英雄侯爵马贵斯·拉法叶（Marquis de Lafayette）的到来和1825年标志着伊利运河（Erie Canal）完工的盛大庆典，变成了精心准备的游行和表达当地人自豪感的场合。纽约也变成国家出版和新闻业的主要城市。19世纪30—40年代，《太阳报》（Sun）的本杰明·戴（Benjamin Day） 、《先驱报》（Herald）的詹姆斯·戈登·本内特（James Gordon Bennett）和《论坛报》（Tribune）的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联合创造了“便士报”（penny press），将日报改造为一种便宜廉价的工具，为数百万城市读者提供犯罪新闻、社会报告、体育赛事和政治观点。 到1853年，当水晶宫展览[今布赖恩特公园（Bryant Park）]所在地展示着美国和欧洲制造商、发明家和艺术家的成就时，纽约确实可以自称是“帝国城市”，是这个国家的金融、工业、贸易和文明中心。难怪诗人和新闻记者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将城市描述为“美洲的圣地，新大陆的心脏、大脑、焦点、主源头、巅峰和顶端，不会被超越”。 纽约港 1609年9月，亨利·哈德逊的“半月”（Halve Maen）号上一名官员罗伯特·尤特（Robert Juet）描述这艘船登陆在“一个条件优良的港口……那里绿草如茵，鲜花绽放，树木繁盛”。在随后的几百年里，纽约成了美国（之后是整个世界）*繁忙的港口。在自然条件上，纽约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上湾避开了海上的风暴和雾气；锚地够宽够深；可经由哈德逊河抵达北方荒野，也可以通过东河到达长岛海峡（Long Island Sound）；还有578英里海滨的海岸线。移民和水手在这片天然地基上定居，建造码头和仓库，开发出带有垃圾填埋区的海岸线。这座城市历史上的每一个重要因素──从贸易和移民到金融、工业和文化生活──都将与纽约的港口身份紧密相关。 在荷兰人和英国人的统治下，商人和海员开拓了穿越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的贸易线路，向哈德逊谷（Hudson Valley）销售皮草、木材、谷物和售给欧洲商人的面粉、西印度糖以及非洲奴隶。东河海滨成为殖民港口的商业焦点。美国独立战争后，纽约商人率先开展与中国的贸易，主导了南方的棉花出口；他们还把美国的原材料运往利物浦（Liverpool）和其他的欧洲港口，带回了硬件、纺织品、奢侈品和移民。伊利运河（在州长德威特克林顿支持下建于1817—1825年）横跨纽约州，全长363英里，从哈德逊河直抵伊利湖（Lake Erie），使纽约成为东海岸和中西部之间贸易的指挥港，也巩固了纽约在美国商业经济中的领先地位。 这种贸易影响着城市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海滨市场和滑道（城市街区之间的狭窄水湾），工人和办事员从船上卸下大量水果、肉类、鱼类和其他食品，出售给零售商和顾客。在科尔莱尔斯胡克（Corlears Hook）、威廉斯堡和绿点区（Greenpoint）的造船厂，船员们发现了大量的单桅帆船、纵帆船、三桅船，其他商用和娱乐性船只。布鲁克林海军建筑师乔治·斯蒂尔斯（George Steers）设计了美国游艇，在1851年赢得了之后著名的“美国杯”。更重要的是，远洋船仍然是这座城市经济的主力军。海上贸易带来了巨大利益，促进了城市劳动力、房地产市场、金融增长、文化赞助和慈善事业的发展。从19世纪20年代起，纽约海关的收入承担起了联邦政府大部分的预算；港口收入也使得州长德·威特·克林顿（De Witt Clinton）保持着较低的州税。 与此同时，纽约人也率先进入了蒸汽时代。1807年，发明家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发明了**艘蒸汽船，从曼哈顿试行到奥尔巴尼； 到1815年，穿过东河和哈德逊河的蒸汽驱动渡轮使乘客能够抵达布鲁克林的郊区、霍博肯和泽西市。**批跨大西洋的轮船“天狼星”（Sirius）号和“大西部”（Great Western）号，1838年从英国到达纽约，开启了航海旅行的新纪元，也意味着帆船的*终消逝。蒸汽船也影响了移民，它将统舱（甲板下面的三等舱）在大西洋上的航行时间从大约一个月减少至两个星期，也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从欧洲南部和东部到纽约的移民浪潮提供了交通工具。在社会等级的另一端，富裕的旅客们紧跟时尚，在豪华的远洋班轮──停泊在西岸（West Side）码头的“浮动酒店”上享受着航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纽约是世界上*繁忙的港口。1969年，作家简·莫里斯（Jan Morris）如此写着“在世界*遥远的角落，某艘船进入纽约港口，进入摩天大楼的阴影之下，这幅景象将会产生一种受人认可的和谐感”。 但20世纪晚期发生了混乱的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集装箱船因为体量太大，不能停靠在城市码头，只好改用在新泽西的纽瓦克湾（Newark Bay）建造的新港口设施。自动化大幅度地削减了码头装卸工人的工作机会。 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和将货物从码头运到附近高速公路的难度也阻碍了城市的海上业务，尤其是同时还有其他美国港口与其争抢着更大份额的水运贸易。喷气式飞机旅行也减少了人们对远洋轮船和移民船舶的需求。1989年，纽约失去了其作为国家领先港口的地位──自17世纪90年代以来它一直保持这个地位，如今转交给了洛杉矶港。 到2004年，纽约的排名落到第20位。然而近年来，因为经由巴拿马运河从亚洲来的集装箱船的运输贸易急剧增长，纽约新泽西港已经开始复兴。即便是在400年后，纽约作为大港口的海上地位已经很难动摇，它的地域从东河延伸到纽瓦克港再到新泽西州的伊丽莎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