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美学研究丛书·第三辑百年中国美学史略(增订本)

**节、西学与美学 王国维生活在中西文化和学术激烈交锋的时期。19世纪下半叶，腐朽的清政府在一系列外患和内乱的打击下，国势衰微，风雨飘摇。西方文化伴随着洋枪洋炮所向披靡，涌进中国，对传统的中国学术和思想的产生了巨大冲击。严复、康有为等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在努力变法图强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进行西方文化和学术的宣传、普及活动。当时的知识分子都在这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中面临着新的学术选择和转换。美学本来就是一门西方的学科。因此，选择美学的前提，是对于西方学术的认同。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对于王国维的思想作出一个简单的概述，而应该历史地描述他对美学的思考过程和*终看法。 1．纯粹、独立的学术理念 从政治观念上说，王国维是清末民初为数极少的对于满清皇室具有愚忠思想的人，是个真正的封建遗老。但在学术观念上，王国维却恰恰相反，是个新派。在世纪之交，他对于西方学术有着强烈的兴趣和独特的眼光。他热烈鼓吹西方学术，大力介绍西方学术，并下大力气钻研西方学术，被当时学界认为是学习、介绍西方哲学的**流学者。[1]甚至有人把他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胡适相提并论：“盖王先生者，世徒知其为国学家，而不知远在五四运动之前，即努力于西洋哲学文学之攻究，以谋有所树立与开启矣（参阅静安文集）。终则以其性情，而移其志趣于考证之学。其‘新文化运动’之‘**把交椅’，遂让诸陈独秀与胡适之二氏矣。”[2]这种说法虽然有溢美之辞，但也说明王国维早期对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和作出的贡献。 王国维之所以这样做，是原自他的一个根本观念。他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学术的发展经常是在外来思想冲击下出现新突破和新气象。他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说： 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自周之衰，文王、周公势力之瓦解也，国民之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学术，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自汉以后，天下太平，武帝复以孔子之说统一之，其时新遭秦火，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其为诸子之学者，亦但守其师说，无创作之思想，学界稍稍停滞矣。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簦访道者，接武于葱岭之道；翻经译论者，云集于南北之都。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然当是时，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此又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者也。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3] 这里叙述了西周政治解体对于先秦诸子思想的刺激，和佛学传入对于魏晋以降中国学术的重大影响。因此，王国维认为当时势头强劲、摧枯拉朽的西方学术，应该是中国学术发展的新动力和新血液。把西学引进入中土，是中国学术推陈出新、获取新的发展的一个机遇。 然而，当时很多国人对于西学却表现出一种漠视。这种冷漠不仅表现在传统意识强烈的保守的士大夫封建文人身上，在新派的文人中也出现一种盲目性和误区。虽然严复等人早就开始进行西学的翻译介绍，但是，王国维认为他们翻译介绍的与纯粹学术都相去甚远。严复翻译的是科学而非哲学。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翻译或介绍的是政治而非学术。王国维认为，这之间的差别在于，科学、政治都具有具体的目的，而学术则不然，它所面对的问题是宇宙人生的大问题，而不是解决生活中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学术只有真伪之辨，与政治无关。学术所追求的是真理。真理者，乃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本身就是目的。如果把学术仅仅当作手段，学术必然不能发展。王国维因此提出一个非常超前的观念： 故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 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4] 正因为关于真理与人生等问题都是大问题，王国维认为中国学者更不应该盲目自大，自我封闭，对于西方学术视而不见。他认为，人类的基本生活际遇和要求是相差不多的，东西方都有对于人生和真理问题的思考和追求。西方人关于人生和真理的思考和解答，同样可以满足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些问题探索的需求：“知力，人人之所同有；宇宙人生之问题，人人之所不得解也。其有能解释此问题之一部分者，无论其出于本国，或出于外国，其偿我知识上之要求，而蔚我怀疑之苦痛者，则一也。”[5]当然，具体的观点也许是不一样的。但是，关于真理问题我们可以进行争论、探讨，这里有真伪之辨，不存在民族之分。 以其不同之故，而遂生彼此之见，此大不然者也。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6] [1] 贺昌群认为，王国维是早期“我国介绍西洋哲学的**流学者。”（见贺昌群：《王国维先生整理中国戏曲的成绩及其文艺批评》，载姚柯夫编：《〈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第2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 [2] 周光午：《我所知之王国维先生——敬答郭沫若先生》，见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第15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3] 王国维：《静庵文集》第112页。陈寅恪在论述隋唐时代的历史和文化时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93页。）观点与王国维相似。 [4] 《论近年之学术界》。见王国维：《静庵文集》第114、115页。 [5] 王国维：《静庵文集》第115页。 [6] 王国维：《静庵文集》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