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必知的英国名家随笔

　　论莎士比亚　　我们的同胞，莎士比亚　　印象中戏剧家们都很尊敬莎士比亚，因为无论他创作什么戏剧作品，从不勾勾抹抹进行修改。而我一旦反驳“要是他修改了上千遍呢”，就会被认为是恶毒之言。要不是后人无知，我不会告诉他们这些的，他们专对能挑莎氏缺点的朋友大加赞赏；而坦率地说，我热爱莎氏，把他视为偶像，崇拜至极。他的确是端人正士，生性无拘无束，思想开放，想象丰富，创新大胆，表现力温和。他的才华一发而不可收，有时还得让他收敛一点儿。就像奥古斯都一提到哈特利乌斯就会说“我们本应该压制他”。莎氏能驾驭自己的智慧，当然智慧的法则也一向如此。很多时候，他陷入这种状态，令人忍俊不禁，正像他曾借剧中人凯撒之口讲：一人对凯撒说，“凯撒，你冤枉我”。凯撒说“凯撒从不做错事，只做正义的事业”，以及诸如此类的荒唐事。但是，瑕不掩瑜,他身上的值得赞美之处远远超过应被原谅之处。　　论培根　　弗朗西斯.培根，维鲁兰男爵　　一般情况下，即使一个人非常优秀，也不应被当作唯一的偶像来追随；追随者会步其尊崇者的后尘，但却无法超越；此外，那些简单的模仿，也反映不了实质。然而，与我同时代的作家中，恰巧有一位文笔庄重严肃的崇高论说家，他的语言庄严，近乎苛刻，完全不苟言笑。他的论说，语言精悍，说理有力，鞭辟入里，涵义饱满，从容典雅。即使他的论说不受欢迎也不失自己的风度。他的听众会敛声屏气，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掌控着论说的进度，令他的法官们对他的忠诚既艴然不悦而又令人叹服。他的论说引人入胜，以至于令听者意犹未尽。　　有关作家目录。——据说西塞罗是罗马人中能与他们帝国媲美的唯一智者。在他们的那个世纪（大约上一个世纪）帝国的天才有很多：托马斯.莫尔爵士、老怀亚特、亨利萨里伯爵、查洛纳、史密斯、爱略特伯爵、加德纳主教。他们为同时代的人所钦佩，更多是因为他们擅于雄辩。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之初，尼古拉斯.培根爵士是非凡而孤独的。菲利普.西德尼爵士和胡克先生(在不同的问题上)为机智和语言的大师，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所有的活力和判断力量在进行交锋。埃塞克斯伯爵的语言，崇高且尊贵；沃尔特.罗利爵士，无论是判断还是风格，不容藐视；亨利.萨维尔爵士，严肃而真正精通文学；埃德温.桑兹，二者兼备；财政大臣埃杰顿勋爵，是一位严肃而伟大的演说家，在他被激怒时尤为明显。运途多舛，博学而有能力的后继者培根，卓尔不群，超凡出众，擅长科学，善于言辞，可以与无礼的希腊或傲慢的罗马时代相媲美。总之，在他看来，所有能驾驭语言或有助研究的天才都在他那个年代。现在世风日下，智者衰老，口齿不灵。因此，培根可谓登峰造极，已经成为我们语言的典范。　　有关科学进步。——我注意到科学它是任何一个明智爱国者都会去关注的学科，在国家事务中，公民的教育与学识便是重要的关注点。在学校，它们是国家的神学院。没有什么比我们称之为文学进步的共和国的那部分更值得一个政治家研究。培根见证了尤利乌斯.凯撒在内战的白热化时期，撰写了著作——《类比》，并把书献给了塔利。这促使后来被封为圣奥本斯子爵的培根把他的著作命名为《新工具》，当时大部分人对事物认知肤浅，并不理解《新工具》中极力宣扬的一种新的认识方法；而且该著作驳斥了以往经院哲学给人们带来的偏见和错误。贺拉斯称之为“一本能让这位著名作家名垂千史”的著作。　　我对一个人的好感从不会因他的地位或荣誉而增加。但却会因他独有的伟大而崇敬他。在我看来，凭他的著作足以使其成为一位名垂千史的伟人，一位*值得钦佩的人。我曾祈求上帝赐予逆境中的培根以力量，虽然他可能不需要伟大。当然，我也不能用语言来给他安慰，因为我知道“幸运*能显露恶德，而厄运*能显露美德”。　　亚伯拉罕.考利　　亚伯拉罕.考利(1618—1667)，曾就读于威斯敏斯特学校，后来就读于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1644年，因拒绝在神圣联盟合约上签字，被大师和学者们驱逐出去。同年，亨丽埃塔.玛丽女王的首席执行官避地巴黎，与王室家族流亡了12年。复辟之后，成为医学博士并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去世后被安葬在“诗人角”。　　在世时考利*受欢迎的作品都收录在爱情诗集《情妇》里，他的《品达颂》也被高度评价。考利是玄学派诗人，但因后来玄学派诗歌备受冷落，他的诗歌已无人问津，诗歌的冷淡巧思风格也再未受到青睐。相反，他的《论说文集》笔调清新自然，*表现他性格中令人愉快的一面。他的英语论说文风格清晰易懂，被誉为*早的散文大师之一，很少有作家在优雅和魅力上超越考利。他的《论农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有趣的例子。他热情讴歌*古老的艺术，“我们可以谈论我们喜欢的事物，谈论百合花，凶猛的狮子，在金色或银色的田野里撒鹰；但是，如果家徽设计者尚有理性的话，那么耕地里的犁应当是*高尚、*古老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