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望-辽前期政治史

第九章 结论

本书对辽朝前期政治及制度史进行了细致梳理，在诸多重大议题上都提出了新见解。
唐末的动荡，给契丹提供了一个崛起的良机。阿保机大权在握后，果断选择出击汉地。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契丹才真正成了燕云地区的一个重大威胁，影响波及中原藩镇帝业之争。李克用主动向阿保机示好，试图结盟共抗朱温。不过，阿保机对中原形势非常了解，很快背盟与朱温联络。唐天祐四年，阿保机依靠他在中原声威的增长，取代遥辇氏，正式即契丹可汗之位。同年朱温称帝后，他遣使求封册。但阿保机对中原的密切关注及其政治洞察力使其没有一边倒地投向朱温，而是选择依违于朱梁和河东李氏之间。太祖六年，朱梁政权陷入了困境，远在草原的阿保机也敏锐地感觉到朱梁难有政治前途，自此不再朝梁。中原纷争不定，让他看到了曙光。平定诸弟之乱后，阿保机终于在神册元年称帝建元，建立了大契丹国。
值得注意的是，契丹崛起之初，中原纷乱，而漠北亦无王庭。也就是说，其时太祖阿保机有两个选择，北上占据草原，延续回鹘汗国的传统，或者南下争夺中原。但辽太祖却从未真正考虑过前一个选项，他的目光始终投向南方。而他所建立的这个北族新政权，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强烈的汉化色彩。称帝建元、立太子、建皇都及尊孔等，俱系其证。而阿保机为大契丹国设立的*终目标，是入主中原。在神册、天赞两度率大军南下克地未果后，他总结教训，定下了先取漠北及渤海之策。不过，平渤海后他意外辞世，入主中原终成未竟之业。辽太祖亲自选定的继承人是长子耶律倍。他为太子设计了汉式教育，从这点可以推断，在阿保机看来，要实现入主中原的雄图大业，关键在于汉化。
太祖死后，皇位出现了纷争。应天宠爱幼子李胡，阻挠太子继位，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流血冲突。*终太后釜底抽薪，改立次子德光，而李胡被太宗立为太子。不过，太宗本人也是太祖南进政策的忠实继承者。传统看法认为，太宗取得燕云十六州，以及*终灭晋入汴，很大程度上主动权在石敬瑭、石重贵，德光只是被动作出反应。但本书指出，固然石氏父子对此负有很大责任，入主中原却是太宗即位以来一直在积极筹划之事，援立石晋也只是权宜之计。即使没有出帝的挑衅，如果时机到来，德光一样会挥师南下。另外，太宗灭晋后建号之大辽，*初并非契丹的另一国号，而是汉地新朝之号。德光离汴北归，也并非放弃中原。不过，太宗归途中意外死亡，在事实上造成了这一国中之国的覆灭。
与传统史家不同，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现代历史学者们似乎天然地排斥假设，拒绝考虑历史虽未发生、但曾存在的可能性。笔者以为，这似有舍本逐末之嫌。实证主义，只是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历史真相的工具，而非史学研究的目的本身。我们不能为了让研究符合实证主义设定的条条框框，而牺牲对真相的追求。我们不能被方法、被工具绑架。在现实生活中，即便再苛刻的实证主义者，恐怕也不得不承认，未来充满了种种不确定因素，小至个人，大至国家乃至世界，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的抉择，有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未来走向。历史难道会不同吗？历史难道不就是过去的现实生活吗？
既然历史本身真实地存在过种种不同的可能性，历史学家就应当有勇气有义务去假设、去检讨可能的发展道路。只有明白了可能性为何没有变成现实，才能真正明白历史何以呈现出事实呈现的面貌。将历史完全解释为必然性，不为偶然性、个人选择留下空间，铁板一块、严丝合缝的研究才是真正值得怀疑的。[1]
笔者以为，如果不是耶律德光意外死亡，契丹从此据有中原，并非没有可能。首先，此时中原分崩离析，华夷区分泯灭，各地藩镇对天子是汉人、沙陀人，还是契丹人，并不介怀。
其次，早在阿保机崛起之前，契丹就是一个长期附塞的民族。而此时上距大契丹国之建立，又已过去了三十年。其间阿保机重用汉人，努力将松散的部族体制改造为中央集权的王朝体制，将传统部族首领改造为君臣关系下的官僚，已初见成效。太宗朝继承了太祖的事业，汉化进一步深入发展。更重要的是，自石敬瑭献出燕云十六州，尽管不尽如人意，耶律德光毕竟有了十年的统治汉地的经验。从山林中走出的女真人，以两千人起兵，十一年后取代辽朝，越二年灭北宋，又十年废华北傀儡政权伪齐，总共才不过二十三年。女真可据中原而有之，契丹为何不可以呢？
其三，以往学者相信，在辽初政治中，存在一股以应天后代表的反对汉化、主张草原本位的潜流。这股潜流直接导致了世宗之死，并在穆宗朝涌出地面，蔚为大观。但本书已指出，不仅世宗遇弒与南下无关，应天、穆宗的保守形象也不可信。
总而言之，若非德光病殂，五代及其后的历史可能会因之改写。如果契丹长期控制了中国北方，我们能够想象，今天学界热议的“唐宋变革”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吗？
但世宗篡位改变了这一切。兀欲继位，其首要任务是巩固个人地位，中原被放弃。在皇位稳固后，世宗欲再度南下，却死于内乱。不过，世宗朝的制度建设，开启了大契丹国的全新局面。
契丹中央集权官僚制的真正确立，其标志是世宗朝北南枢密院及政事省的设置。与旧说不同，笔者认为北南枢密院是对后晋枢密院的直接继承，*初仅掌军政。北院针对的是部族势力，南院针对的是藩镇势力，目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军事的控制。而政事省则是主管汉地民事的中央机构，亦服务于君主。
世宗被弑后，穆宗继位。从世宗朝穆宗之沉潜及即位后对处理叛逆的果敢处理来看，穆宗就天性而言，是一个相当理性、颇有政治手腕之人。而他即位初，也表现出欲有所作为的态势。不幸的是，穆宗性功能有障碍。尤其是应历七年女巫肖古事败后，穆宗一度相当消沉，而到应历十三年，看来他对此病之愈彻底绝望，从此狂疾大作，陷于酗酒暴虐不可自拔，终于酿成了为近侍所杀的悲剧。穆宗之疾，虽仅系其一身，但契丹扩张就此中止，却是造就辽朝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
景宗、圣宗二朝，面对北宋之崛起，契丹有着清醒的认识。澶渊之盟的缔结，是军事上双方都难以取得真正突破的结果。尽管就疆域而言，辽朝止步燕云，但其政权与社会的汉化仍持续向前发展。辽朝鼎盛时期政治体制的基本架构，初步形成于景宗朝。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至圣宗朝趋于成熟。与此同时，圣宗朝还代表了契丹汉化的**个高峰。
从本书的研究成果看，西方汉学界的反汉化浪潮有矫枉过正之嫌。辽朝前期的这六位皇帝，都可以称得上是汉化派。太祖凭藉其敏锐的政治判断力，为大契丹设定的发展道路，为其后人所尊奉。这在很大程度上，恐怕要归功于开国君主阿保机的个人魅力。另一方面，这也应当与契丹长期历史发展有关。与拓跋鲜卑相似，在建立王朝之前，契丹就已经长期附塞。唐朝前中期，两度在契丹部落中设立羁縻州府，契丹与中原关系密切。[2]虽然回鹘崛起后，契丹一度依附回鹘，但在回鹘汗国瓦解后很快恢复了对唐朝的贡献，[3]汉地社会对契丹的影响也逐渐加深。《辽史·萧敌鲁传》云：“五世祖曰胡母里，遥辇氏时尝使唐，唐留之幽州。一夕，折关遁归国，由是遂为决狱官。”[4]据蔡美彪考证，此系契丹专任司法官之始置，[5]这应当归功于唐制的影响。又据《辽史·太祖纪赞》，阿保机之祖匀德实“始教民稼穑”，其父撒剌的“始置铁冶，教民鼓铸”，其叔述澜“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已有广土众民之志”。[6]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汉地政治文化的接受恐怕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诚然，我们也注意到，从文化的角度而言，辽初的汉化的确并不明显。[7]不过，文化上汉化的实际程度，与政治上的汉化主张并不必然完全同步。精英人物的政治理念，不必完全受限于社会整体的文化氛围。对于有为之君，尤其是作为开国君主的阿保机，我们不应以常人度之。
当然，主张汉化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草原的政治与文化因素。辽朝前期的君主们应当都很清楚，他们的政权毕竟是一个契丹、而非汉人政权。以太祖为例，第二章提到，神册五年制契丹大字。又《辽史·皇子表》谓迭剌制契丹小字，[8]而迭剌死于阿保机之前，因此，小字的创造也在太祖时期。虽然契丹大小字均系参照汉字而成，国书的创制也与中原王朝政治有关，但这同时说明，阿保机的契丹意识还是相当强烈的。此外，在第二章所引辽太祖与后唐使臣和姚坤的对话中，阿保机*后谈到了汉语问题，他说：“吾解汉语，历口不敢言，惧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这清楚表明，太祖深刻地认识到大契丹国的军事基础正是契丹骑兵，而要保持契丹骑兵的军事优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保持其原有文化传统，保留其原有政治组织。同时，为了保证少数族王朝的安全，必须保证契丹人的忠诚，而这也有赖于契丹人身份意识的强化。因此，辽朝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元的复杂局面。如何避免汉化危及王朝安全，如何使汉化与草原本位间保持足够的张力，不仅是阿保机，也是所有异族统治者面临的难题。
就辽朝前期而言，笔者认为，其汉化道路相当成功。六帝都是非常务实的君主，并没有过激的汉化举措。神册元年阿保机称帝，至太平十一年（1031）圣宗去世，一百多年来契丹在制度层面的汉化一直在稳步前进，并没有引发大的风波，这与北魏及金朝形成了鲜明对比。应当说，辽朝是北族政权处理汉化问题一个成功的范例。
本书对辽朝前期历史的钩沉索隐，也给重新思考汉化命题在中国历史上异族政权研究中的意义提供了一个案例。诚然，辽朝皇帝的选择并非所有异族统治者的共同选择。但这至少表明，异族精英并非天然地排斥汉化。汉化与否，是非汉族王朝统治者无法回避的一个艰难抉择，也是决定王朝走向及命运的政治决策之一。在这一意义上，近年来西方学界对辽金元清诸朝研究中汉化思路的激烈批判，有失偏颇。
西方学者指责汉人文献总是将异族描绘为一心向化，从而掩盖其对本族文化的坚持及对汉化的排斥。这一新潮流固然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新认识，但其植根于现代相对主义立场的主张，及教条且意识形态化的学术风格，对于认识复杂的古人世界，其弊端绝不可小视。
事实上，以从契丹等异族自身的视角（native perspectives）来研究异族王朝为口号的这些批判，在很多情境下反而离历史上政治人物的真实立场渐行渐远。传统看法认为，辽朝前期存在汉化与草原本位之争，后者的代表是应天后及穆宗。吊诡的是，这一看法的依据，恰恰是中原史籍，而完全得不到辽朝文献的印证。也就是说，与西方汉学家的批判正相反，中原文献的偏见并不在于将异族描绘成一心向化的蛮夷，而辽朝文献中的契丹领袖也并非坚持契丹传统、抵制汉化之辈。
学界以往未能认清辽朝前期历史发展的主线是汉化，乃至征服王朝论及二元说的提出，主要是受到了中原文献的误导。另一方面，辽朝文献也不象西方学者想象的那样，能给我们提供一种基于契丹本位而反对汉化的视角。总体而言，辽朝文献当然比中原文献更接近历史真相。但真相却是，辽朝前期的契丹君主不是比以往学界所以为的更排斥，而是更拥护汉化。所谓契丹本位与汉化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现代人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