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就要一意孤行-回忆徐悲鸿

　　《活着，就要一意孤行（回忆徐悲鸿）/百年中国记忆文化大家》：　　追忆徐悲鸿先生　　吴作人　　自从徐悲鸿先生逝世以后，国内外有多少他的艺术知音，他遍天下的桃李，他的亲人、朋友，莫不在缅怀着这位代表一个历史时期的杰出画家。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就以振聋发聩的大声疾呼来力挽已经积赢将有两三个世纪，陈陈相因、停滞不前的中国绘画。有许多人写过许多文章来纪念他，特别是阐述他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进程中的几个关键时刻，坚持主张以客观生活为艺术创造依据的现实主义。我们经常想起20世纪20年代他同上海颓废派的文人以及20世纪40年代他同北平国民党反动派利用的保守派所进行的有关艺术的论战。这一切都说明了徐悲鸿先生对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美术传统的继承，和吸收外来艺术的优点，从而为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开辟了前景，并为繁荣社会主义艺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中国人民纪念他，他将在中国社会主义艺术的发展上长期起着应有的作用。　　这30年来，我和许多其他同志一样写过一些文章来回忆徐悲鸿先生；*近我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的《文化史料》第五辑发表了《回忆南国社时期的徐悲鸿和田汉》一文。这里我再补充对徐先生的回忆，把我所知道的徐先生的事迹，按照徐先生的性格，力求避免华丽辞藻，如实地记录下来。　　徐先生和田汉先生为了艺术革新运动——这是一个带有进步意义的艺术革新运动，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而走到一起来了。在上海，当二三十年代间，有的人打着形形色色的自命“维新”的艺术旗号，在美术方面也有人将西方各种现代流派同思想上的先进混为一谈。但是徐、田两先生则主张艺术要以形式完美为手段，用以达到表达思想的先进为目的。正由于这个艺术观的一致，他们建立了共同奋斗的基地一一南国艺术学院。当时所谓“南国精神”，不论在文学上，在戏剧上，在美术上，正如田汉先生所说过的：“……我们在求美、求善之前，先得求真……”1928年春，当南国艺术学院成立不久，美术系被反动势力所砸毁时，他们两人曾有过一次长谈，我相信他们之间，已就各自的艺术观和在艺术活动相互支持上有了默契，这是为此后的一些事实所证实了的。（见拙作《回忆南国社时期的徐悲鸿和田汉》一文）我自己在1930年春去巴黎，对国内的情况了解甚少。1935年我回到南京时，徐先生首先告诉我田汉先生出狱的消息，并要我快去探望刚由他和宗白华先生（当年的南京中央大学哲学教授，现在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保释出狱的田汉先生。这些细节都见上述《文化史料》第五辑，和1982年出版的廖静文著的《徐悲鸿一生》一书。我深感徐、田两位先辈的情谊是极其深厚的，因为当时在白色恐怖时期，以身家担保的事，即使骨肉之亲尚难免趋避。1953年9月，徐先生刚在北京医院辞世之顷，在侧的几位老友中田先生沉恸独切，这是不无缘由的。徐悲鸿先生从来没有对田汉先生这位诤友在1930年所写的《我们的自己批判》（见1932年《南国月刊》第2卷第1期）中对他的求全责备，流露过一点微词。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地点，处在“左”的压力普遍存在的时期（见《戏剧论丛》1981年第4期第4页陈白尘《中国剧坛的骄傲》一文）。此后南京的营救，武汉的支援，桂林的重逢，尤其是北平解放前夕，田先生冒险密晤徐先生以完成中央交付之重托，亦都足以印证（详见《文化史料》第五辑）。　　徐悲鸿先生待人直爽真诚，不以小不舍而弃大义。1948年的年终前后，解放军已指出北平的前途和国民党的去从，问题就看傅作义将军*后的抉择。傅在一次邀宴北平学者名流数十人的席后茶余，向大家提出关于北平“战”、“和”的问题。这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因为当时傅将军还举棋未定，意向未明，而蒋介石还在叫嚣反共到底，在这种情势下说话的人是要担风险的。当时谁也不敢发言，经过长时期的冷场后，徐先生首先发言，他说：“时至今日，傅将军还有什么值得对蒋先生抱幻想的！？……（大意）”徐先生发言之后，在座的才相继纷纷表态，赞成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这件事是徐先生参加傅宴后回来，亲自给我讲的，我为之深感欢欣。同时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当徐先生和田先生会晤之后，徐先生坚决保护学校，不使学校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他还表达了拒绝南迁的鲜明立场。这是由于党的指示和关怀，使徐先生产生了无限的勇气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