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向亚马孙

3.溯源 风在怒吼，雪下得更急了，在雾中，冰瀑迷茫。 没有人烟，没有树木，没有碎石， 只有金色的针茅草在一片白色的大地上挺立。 多壮观的孤绝景象啊！ 这儿就是亚马孙河真正的源头吗？ 走在闹哄哄的探险队*后，终于摆脱引擎和车轮的声音，我很快就发现，我对自己能够双脚踏实地走在土地上很是欢欣。“只要随着一条够长的小径走去，就能横跨大陆，”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在他的作品《没有地图的旅行》中如此写道，“感受自由解放的快乐。”我们终于出发了！我满怀期待，追着脚下登山靴踩出的步伐，心想：我们终于走进蛮荒，开始探险了！ 蛮荒？一列晃晃荡荡的队伍正迎面而来，妇女、男子、小孩、牛、羊、骡、驴、骆马、羊驼、山羊和狗，这群好像走不完的乌合之众，沿着我们攀爬的陡径，往拉里村的方向下行。目之所及，有面无表情的克丘亚人、躲在昆诺阿藜后的一只小犊羊的眼睛，还有……哇！一团骆马粪正好直射我的前胸。 “不要离骆马太近！”本兹岱克在队伍前喊着，但是已经太迟了。 我停在一处山泉前清洗身上的骆马粪，遇到一个克丘亚族男子。 我问：“上面有什么？” “没什么。” “你们从哪里来的？” “不知道。” 他扛着一堆粗糙的木头，往山下走去，两只光着的脚上厚厚的老茧像是一双旧靴子，都磨出褶皱了，其中一只裂开的脚后跟被红纱线缝了起来。 缅怀好友 两小时后，我发现比格斯和赫梅林斯基在一块裸露的大石头上休息。赫梅林斯基指着西南方五英里远的一个地方说，那是科尔卡河切出的*深的峡谷。午后的阳光反射出一片赭黄色，峡谷中陡峭的山壁平地拔起，远远望去，就像是橘红色的管风琴。 赫梅林斯基说，一个月前，他和本兹岱克乘筏走过这个地方，搜寻他们的秘鲁好友阿瓦若.伊本耶斯（Alvaro Iba.ezlk）。比格斯也认识伊本耶斯，他们四人曾在1983年一起到科尔卡峡谷来探险，而伊本耶斯是**个完成此项壮举的秘鲁人。我们的探险队抵达秘鲁前的那年春天，伊本耶斯和另外四个秘鲁人再度到科尔卡峡谷来探险，当时正是高水位季节，他们的船下水不到一分钟，就被冲走了。一人失踪，连尸体都找不到；另有一人爬上了对岸；第三个人被冲上了一块石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朋友在仅仅一英尺的近距离处，被激流冲走。伊本耶斯原本也攀上了一块石头，但他为了救那个溺水的女孩，又跳进了科尔卡河。 “那是大家*后一次看到伊本耶斯，”赫梅林斯基说，“几天后，直升机在一片乱石堆中找到了那女孩的尸体，有人在那个地点绑了一件黄色救生衣，表示纪念。” “伊本耶斯呢？”比格斯问。 “一定也溺死了。” “他的尸体呢？” “我们找到了他的船，那是我们给他的，还找到一件救生衣，但就是找不到他的尸体。找到他的救生艇那天，我们都很难过，说不出话来，也吃不下任何东西。我们把自己的船都翻转过来纪念他，本兹岱克这辈子划独木舟从没像那天那么惨过。从那以后，我们的探险就很闷。” “伊本耶斯有太太，是不是？”比格斯问，“我见过一次，他太太非常漂亮。” “伊本耶斯溺水的时候，他太太怀孕七个月，”赫梅林斯基说，“现在孩子已经出生了。” 整个炎热的下午，我们都静静地沿着干燥、多灰的小径往上爬。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借我们的高度计，滴滴答答地以公尺为计算单位，我粗略地换算成英尺：一万两千五百英尺、一万三千英尺、一万三千五百英尺。 小径陡直地延伸，直上挺拔、温和、被严重侵蚀的安第斯山，沉重的背包压得我肩膀好痛，但我仍坚持背自己的东西，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维持自己的颜面身份吧。本兹岱克背他自己的照相机和底片，比格斯背他的《圣经》和速写簿，赫梅林斯基带着他那些每晚必要熟读的地图，赫顿和米尔威背他们的摄影机和香烟，我则带着笔记本、家人的相片，还有冷天睡觉时穿的厚袜子。 只有奥登达尔的背上没有东西，他把他的用具都放在驴子背上，还说如果我们之中谁受了伤，他的肩背就可以派上用场。不过，开始步行上山之后的几个小时，他什么东西都没背，而且还挺奇怪地落单走着。他对每个队友表示愿意帮忙背点东西，但没有人要让他拿。 驴子在我们前面蹒跚而行，五花大绑系在它们背上的那些独木艇，一直撞着它们的头，压着它们的耳朵，挡着它们的视线。其实在独木艇下水之前，我们会和队友的“小兀鹰”会合，这些船原本可以不必由驴子来背，但奥登达尔想要带着两艘船到亚马孙河源头，好让拍摄的照片或录影带里有船为证。就像是知道它们这么辛苦其实是做白工，突然间，驴子在小径中间跪了下来，把缚在身上的绳索摇松了，独木艇也倒栽下来。 结果是奥登达尔和赫梅林斯基扛一艘独木艇，巴斯托和荷西扛另一艘。 无尽的寂寞 近傍晚时分，峡谷边缘堆起了厚厚的云层，吹起了一阵冷风，不到几分钟的时间，气温就骤降到冰点以下。我们在小径稍宽处的一个狭长平台上搭起了营帐，营帐的一边是高耸陡峭的山壁，另一边则是三十英尺深的崖谷和溪涧。 此时，早上的欢欣幸福感早已消失无踪，冷风直打在我的脸上，我的毛袜寒气逼人，手指冻得僵直。我觉得又冷又累，偏偏眼前又没有哪个队友是熟到可以让我抱怨诉苦的。我的头重得什么天也聊不起来，不过，要是就这么倒下就睡，那又太难看了！（“这个懒虫！”）于是我还努力帮比格斯煮大伙的晚餐。我们点着了小瓦斯炉，借着在风中一明一灭的烛火，先热了几罐包装上说是瑞士牛排的玩意儿，接着又煮了一锅用粉末泡出来的汤。这件差事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在一万四千英尺的高山上，却实在是件辛苦得令人头昏眼花的杂事。等晚餐都煮好了，一想到要吃那些汤汤水水的东西，我就想吐。 我摇摇晃晃地走到自己搭在山崖边、面对科尔卡河的帐篷。尽管非常想直接穿着白天的那一身装备就钻进睡袋里，我还是勉强脱下了肮脏的登山服，赤身在严寒的夜风中站了一会儿。随后，我像个夜战装甲兵一样，用*快的速度穿上干净的长内衣、高领衫和软毛套鞋。 接近满月时分，月光朦胧出现在我的左肩上，照亮了前方十五英尺外、一万九千英尺高的华卡华卡山（Mount Hualca Hualca）的冰貌，月光如此皎洁，那座山就像近在咫尺，伸手可及。南十字星高挂山顶，星光穿过稀薄干冷的大气层，就像电影院大屏幕的幕布那么耀眼明亮。我从未看过南十字星，但此刻所感受到的，不是对大自然的崇敬与兴奋，而是一种无尽的寂寞。 第二天早上九点钟左右，太阳赤炎炎地高挂天空，我们攀到了一万四千五百英尺的山脊上，空气稀薄使我头晕眼花，但我对于费力地一步步往前走还是乐此不疲。 “这个世界多不可思议啊！”我心想，但那是我全身发软前*后的想法。我的红细胞开始缺氧，高山症一旦闹起别扭来，倒是一视同仁、人人平等。一个上了年纪、肥胖的老烟枪开始头痛、想吐、晕眩、腹泻、脱水、反胃，并且会暂时失去记忆，这些症状要是换到一个金牌运动员身上，并不见得会比较轻，想幸运地逃过一劫，多半要靠基因作美。要预防高山症，*好的办法是尽量喝水，照这个办法，要喝到“尿液多到清清如水”才行。还有，登山的速度要放慢，让身体有时间去适应。*佳的速度是：在六千英尺的高度以上，每天爬高一千英尺；在一万两千英尺的高度以上，每天爬高五百英尺；而在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度以上，如果没有妥善的调适，人体就可能产生肺部和大脑水肿现象，也可能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和疼痛，严重时甚至还会死亡。在一万八千英尺的高度以上——登山者通常称其为“死亡地带”，人体再怎么调整都无法完全适应。 在现在这个高度，正常说来我们应该以两个星期的时间来适应，但我们的进度已经落后太多，所以决定以几天的时间登上这座大陆分水岭的顶峰。我们的队伍已经在山径上拉开好长的一列。尽管大家都走得很慢——前脚郑重其事地踏下去，后脚隔了好一会儿才跟上，就像是抬起后脚之前，得先确定有没有下脚的位置——走在*前面的米尔威，比走在*后的奥登达尔领先一英里以上。 我是全队中第二领先的人。但是，攀到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度时，我那幸福欢欣的感觉就消失了。到了一万五千五百英尺时，我觉得自己的膀胱胀得像个气球一样，但无论我怎么努力，就是尿不出来。到了一万六千英尺，我开始吐了。跟着驴子走在我后面的巴斯托，给了我几片古柯叶，我一声不谢地就接了过来。 绝妙山景 此时天色转灰，接着又转成黑色，刺骨的冷风开始呼啸，雪随后落下。我用防风衣把自己从上到下包得密不透风，还在我那顶可笑的猎帽外扎上了一条大丝巾，然后迎上前去。一步、两步……雨雪遮住了我的视线，我看不见前方的队友，也累得无法转头去看到底是谁在我身后。 翻过了一个山脊，往下坡走，再往上爬，每一步都像掏空了肺，每一步都是那么沉重。山径转向一个峡谷，蜿蜒向一座冰碛岩。小溪流和松软的针茅草（spongy ichu grass）像一条棕色的裙子，铺在奎维夏山（Mount Quehuisha）山脚下，在安第斯山区，风暴侵袭的山顶上，冰雪一片光辉闪耀。 米尔威在一个转弯处等我，等到队友都聚齐了，我们每个人都不住地赞叹那既让人敬畏、又让人恍惚的绝妙山景。一向热情的比格斯此刻变得安静又畏缩，本兹岱克那张转为灰色的脸也变得浮肿，大烟枪赫顿不断地深咳。赫梅林斯基在驴子旁边拖着沉重的步伐，有气无力；为了要照顾那几头笨畜生，以及和畜生的主人打交道，他被搞得脾气很暴躁。奥登达尔仍走在全队的*后，看起来非常疲倦狼狈，他无神而茫然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奥登达尔在1981年探寻乌鲁班巴河时，就曾在一万六千英尺的高山上出现过两次类似脑水肿的症状，当时暴发的痉挛差一点就要了他的命。 巴斯托和荷西他们那两颗早已适应高山的心脏，输送出来的血液比我们多出五分之一，可以轻松地从我们的右手边走过去。赫梅林斯基叫住了巴斯托，简短地问过他目前的情况之后，告诉我们：“他说再过半小时就到源头了。” 我们重新出发，勉力向上。风雪更大了，有时候能见度只有十英尺左右，两小时后，我们好像还是没有到达亚马孙河源头。我们的步伐更慢了，四分之一英里的距离就走了三十分钟，山径以Z字形往上延伸，陡峭的程度几近九十度。 这时大家都太累了，这一天也走得太久了，但巴斯托和荷西拒绝就地扎营。他们坚持说，此地没有驴子吃的粮草，而且，只要再走半小时就可以到达源头了。他们继续往上走，赫梅林斯基一如白天时，也催大家上路，然后起步去追那几只驴子。我们之中没有人有力气跟他辩。 冷风还是一样地吹袭着，我估计是一小时三十节1的速度，它是如此强劲，以至于无论我的腰弯得多低，它都还是能把我吹直了，我的脸上已无知觉。 我把风衣拉得更紧一点，打开一小团像高尔夫球那么大的古柯叶，放进嘴中嚼食，然后开始做高山步行冥想：左脚、右脚，一步算一次，一、二、三、四…… 跨越分水岭 在一万五千七百三十一英尺的高度，雪雾卷向峡谷下方，太阳露了出来，雪白的奎维夏山闪耀着一片金光。山径开始较平坦了。我前面的赫梅林斯基在雪地上画了一条线，我回头看了看，却看不到其他队友。我摇摇晃晃地走向他。 “请给我十索尔，”他喘着气说，“如果你要过这条南美洲分水岭的话。” 我努力地研究赫梅林斯基画的那条线，看了好一会儿才辨认出来，其中一边写着“太平洋”，另外一边写着“大西洋”。 我跨过了那条线，把背包放了下来，在稀薄的空气中深深地呼吸，却还是吸不够我迫切需要的氧气。在我身后，向西南延伸的那条路是我们来时的路，乌云笼罩着山谷，像是无路可循。奎维夏山的侧翼就耸立在我右手边的东方，圆锥形的山顶现在距离我们不到六百英尺。半英里之外，就是米斯米山，而在奎维夏山和米斯米山中间，那条缀着雪白泛蓝的山脊，就是我们所说的亚马孙河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