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七辑

宗教与美国社会CONTENTS本辑代序

“大国学术”本文有关数据统计工作得到笔者研究生黄康睿的协助，特此感谢。——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督教中国化

徐以骅［内容提要］“大国学术”是大国综合学术能力的统称。“大国学术”的基本条件或标准是所谓理想型和动态性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前世界只有少数学术强国才能达到。因此，“大国学术”可以说是“学术强国”的代名词。如“制造业大国”与“制造业强国”“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的差别一样，从“学术大国”到“大国学术”显然还有很大的跨度。作为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相对较弱的学科,宗教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中国能否作为“大国学术”的试金石之一。本文试从“大国学术”的高标准出发，讨论当前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督教中国化的现状。
［关键词］“大国宗教”“大国学术”基督教中国化

近年来，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和天津人民出版社为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研究，准备出版大型海外收藏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史料汇编，组织人员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档案馆(The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和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部(Special Collection,Divinity School Library,Yale University)等处大规模复制有关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档案资料。这两处档案馆也是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资料中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历史资料收藏和整理显然是关于基督教中国化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而上述两处世界级基督教资料中心的大量馆藏资料也引起笔者对基督教中国化学术研究的一些思考。
宗教与美国社会“大国学术”——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督教中国化2017年我曾提出“大国宗教”的概念。如果“大国外交”“大国经济”“大国宗教”等概念成立的话，“大国学术”一说当然也能成立。本文在界定“大国学术”的基础上，以此“大国学术”作为参照系来审视基督教中国化学术研究的现状并展望其未来的发展。
一、从“大国宗教”到“大国学术”
“大国宗教”概念是笔者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徐以骅：“大国宗教（代序）”，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六辑），时事出版社，2016年12月版，第3—10页；参见徐以骅：“从‘信仰中国’到‘信仰周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宗教互动”，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五辑），时事出版社，2016年10月版，第10—13页。“大国宗教论”认为，就一般而言，构成“大国宗教”的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素：（1）绝对数值要素。如同经济和国力评估一样，一国宗教的强弱不仅要看相对数值，可能更要看绝对数值。除非较极端的个案，如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梵蒂冈教皇国，大国在宗教信徒及宗教场所和机构上的绝对数值，均非小国所能比拟。（2）硬件要素。包括圣地、圣物、宗教人口、宗教场所、传教和宗教非政府组织、宗教神学院校、宗教传媒等。（3）软件要素。包括政教关系、宗教政策和实践、宗教和神学思想、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宗教领袖，以及宗教的受社会尊重度等。（4）国力要素。一国宗教影响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该国国力的强弱，即该国宗教所凭借的物资条件、社会基础乃至国家地位。在国际舞台上，尤其在国际慈善、世界和平以及跨国跨文化交流和对话等领域中真正有能力把宗教抱负付诸实施的，还是大国宗教和以大国宗教为依托的国际性宗教团体和宗教非政府组织。
长期以来，“国强教弱”或“强国弱宗教”是关于中国宗教的一般看法。所谓“弱宗教”是指信教人数占总人数中的比率比较低，以及国民的宗教性和虔敬度较弱等。其实鉴于东西方宗教的差异，宗教性和虔敬度是很难准确测量或加以比较的。而所谓“国强教弱”说法的更大不足，则是忽视国家与宗教之间的相互作用。结合上述“大国宗教”的要素、尤其是宗教人口（近2亿）和宗教场所的绝对数值以及国家综合实力而言，“大国宗教”可能是对中国宗教现有格局尤其是潜在力量的更好描述。
当然与其他领域相比，我国宗教的基础设施、神学思想、体制建设、研究水准和话语权不仅与国际水准有较大差距，也与我国不断增长的文化事业和总体国力不相匹配。因此，作为大国宗教，我国宗教和宗教团体仍有不少在短时间内难以补齐的短板，其国际影响力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美国宗教和中国宗教可能同属大国宗教，但两者之间的差距，要远远大于同属大国经济的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之间的差距。
与“大国宗教”相比，作为综合学术能力统称的“大国学术”的形成需要以下基本条件：
——需要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庞大社会和经济资源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