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4)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4）》：　　二、超越传统与现代的分界线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分开来看的话，这两个词组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取向，但是这种文化取向是平等的，并非对立的。文化取向不等于价值取向，传统是历史积淀下来并且为后来人所接受认同的东西，只有得到接受与认同的东西才能称为传统；现代则意味着文化的转型，意味着新的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从文化的发展脉络上来看，我们并不应该就此下一个结论来认为传统文化就应该灭亡，现代文化的出现必然就全盘取代传统文化。文化上的事情，是不能用社会达尔文进化论来理解的，文化基因会随着一代代的言传身教自然而然地浸进我们的血液里，因此，无论文化如何突变演进，也不可能截然斩断我们与传统文化的血缘关系。这样的看法应该同样适用于鲁迅，甚至整个“新文化运动”。　　“回到鲁迅那里去”首先是从鲁迅的“反封建”开始的。在王富仁的博士论文中，鲁迅被清楚地定义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这样的结论是否就是“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必然结果，似乎还有待商榷，事实上，这样的回归鲁迅不过是再次证实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强调的鲁迅历史地位的正确性：“这个文化新军的*伟大和*英勇的旗手”，“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①。口号与现实的偏离，使得整个叙述充满了某种悖论：尽管他以为用他的方法就回到了鲁迅那里，然而得出的结论却与之前的那些结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不过以他的方式给我们证明并分享了与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相同的鲁迅形象。这是一个何其有意思的悖论。如果我们回到鲁迅那里去的结果无非是证明鲁迅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与正确性，那又何必借助文学研究的力量？　　事实上，“反封建”这个词汇绝对不是一个严谨的文学研究中应该出现的词汇，甚至也不是历史学研究——除非用作一个历史时段的分期——中应该出现的词汇，而只适合于意识形态领域。如果说“反封建”意味着反“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的话，这其实是太高估了文学的作用。尽管在此之前，梁启超就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提出“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人，当以小说人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①的观点，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再次高扬小说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并且鲁迅自己也在《呐喊·自序》中谈到了自己以文艺救国的想法，但是，从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上来说，这似乎并无助于鲁迅的思想家或者革命家的形象。在“反封建”的旗帜下，.我们完全可以网罗进所有进入正统文学史的作家，无论这些作家是否有意识地反对“封建制度”与“封建文化”。如果一定要延续这个研究思路的话，那么，以老子《道德经》的“反者道之动”来理解或许更为合适，我们可以把新文化运动理解为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反动，而不是笼统的“反封建”。如此理解，就不会把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快刀斩乱麻似的分水岭（尽管它确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是把它理解为中国文化发展链条中的一环，这一环联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并非是对传统文化的割裂，同时也开启了后来的现代文化。　　这样的提议如果不是来自一种悬空的假设，就应该深入鲁迅的作品中来脚踏实地地进行考察。要找到鲁迅反封建的证词并不难，在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就清楚地告诉我们，《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②。作为反封建*为重要的依据，“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常常成为我们认定一个作家是否现代的重要标准。但是，鲁迅这样说，我们是否就必须这样去相信，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狂人日记》中，小说的正文确实也告诉我们，“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③批判礼教固然是反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但问题是，这个“狂人”究竟是真的因为精神发狂而看到的这种情况，还是在精神正常的情况下发现的这种“吃人”历史？如果仅仅只是家族制度与礼教吃人，那么，为何狂人看周围所有人的眼光都是凶巴巴的，都有想要吃了自己的欲望？从序言中狂人痊愈，已赴某地候补的言说，以及小说中所有人都以“吃人”的眼光来看着狂人的书写中，这个“吃人”的神话背后显示给我们的是狂人的精神错乱。这种文本前后解构的现象所反映出来的其实也就是鲁迅自身文化选择的难题，而不仅仅只是体现出鲁迅的单向度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