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朴归真:道教的修炼

　　《抱朴归真：道教的修炼（精装）》：　　即便拥有如此丰富的原始资源和直接来源，道教的整合与形成也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富有传统渊源但却纷纭复杂的众多民间信仰和新兴创生宗教，*后能归于“道教”的旗帜下，还有三大外部条件的促成：**是汉末以来持续不断的社会动乱、西晋末年的异族入侵以及晋室南渡，第二是西来佛教的刺激，第三是魏晋以来思想多元、玄学勃兴所导致的精神创造。　　汉末动乱后，群雄割据，三国纷争，社会受到极大破坏，“百姓死亡，暴骨如莽”。幸余之民则奔走四方，青州、关陇、京洛、荆州、冀州及苏北、皖北之民流徙于外者，近百余万口。（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曹魏短暂统一北方后，并未带来彻底的安定。司马氏虽克服蜀、吴统一中国，但西晋政治不能清明，贵族统治者奢侈贪暴，社会矛盾依然突出。公元291年至306年间又发生统治阶级内部的大混战（“八王之乱”），加之灾荒频仍、疾疫流行，遂致生灵涂炭，天下骚然，各地流民起义层出不穷。在此天灾人祸愈演愈烈之际，游牧民族的内迁又带来新的问题，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两相叠加，*终导致“五胡乱华”“永嘉之乱”，西晋王朝覆灭，晋室南渡建立东晋；匈奴等民族则统治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先后出现了大大小小十几个割据政权，自东汉末年以来近一个半世纪的悲惨时世和痛苦生活，无疑是宗教勃兴的温床。　　本土创生宗教救世运动以外，佛教的传人、流行和成功扎根是另一个显著的催化剂。佛教自汉末就已经渐渐传人，到西晋时期开始繁荣，重要经典得到较大规模的翻译，《般若经》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晋覆灭后，动荡不已的北方地区更造就了佛教的进一步传化，在翻译、义解、求经、传教方面出现了很多大师，寺院兴隆、信众广大，教团组织、制度也进一步规范。晋室南迁，佛教又向南方地区展开，贵族士人普遍尊崇佛教，东晋中期以襄阳为活动中心的道安教团和东晋后期以庐山为活动中心的慧远教团，在义理建设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使大乘佛教开始真正结合中国思想并*终扎下根来。佛教对道教的刺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道教建设者们特别是参与义理化提升的知识分子，努力模仿佛教而构建道教自身的义理、经典及组织系统；二是道教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欲图超越佛教而获得更多资源。两方面的刺激既催生了道教的“形成”与整合，也导致了在精英阶层出现论争。这一论争到南北朝时期臻至高潮，并在一定程度上波及政治。　　魏晋时期，汉代以来儒学一尊的情形被打破，形成思想多元的格局，因而在各个方面都有所创造。其中，当时流行的玄学对道家哲学又有新的发展，如何晏、王弼充分发挥《老子》思想，以“无”为万有之本体，推崇“无名”，主张“道合自然”；又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力主“崇本息末”。向秀、郭象则对《庄子》“各足其性”“任其自得”加以申发，提出“玄同彼我，泯然与天下为一”的终极追求。而嵇康以“天地合德，万物贵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的自然观进一步丰富了养生理论，佐证了“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的成仙可能性。同时，魏晋士人普遍尊崇任性自然，力求摆脱世俗拘缚，饮酒服药，不拘细行，对逍遥游放、脱离生死的神仙表现出强烈的尊奉和向往，发展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