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雅争胜:南腔北调的戏曲

　　《花雅争胜：南腔北调的戏曲》：　　高明《琵琶记》之后，文人开始不断参与戏文的撰写，如无名氏（今多误为邱溶）《五伦全备记》，邵灿《香囊记》，沈采《千金记》，姚茂良《双忠记》，王济《连环记》，沈受先《三元记》，陆采《明珠记》，《南西厢记》，徐霖《绣襦记》，郑若庸《玉块记》等。但这些文人多为底层文人，影响力有限，戏文写作还未成为风尚。　　传奇写作成为风尚是明嘉靖后期才渐次发生的。从根本原因看，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在经历了宋末、元末一系列的战乱以及明初重农抑商政策后，其商品经济在嘉靖后期开始迎来飞跃性发展，社会风气、习俗及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也逐渐发生深刻变化，明代文化（实际是晚明文化）在江南逐渐成型后波及全国。明中叶后，文人竞相撰写传奇，时人感叹说：“名人才子踵《琵琶》、《拜月》之武，竞以传奇鸣。曲海词山，于今为烈。”（沈宠绥《度曲须知》）。这种风气的形成，具体而言，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家班豢养之风。明中叶以前，中国戏曲的搬演主要是职业戏班和家庭戏班，但明中叶以后随着江南商品经济的日渐发达，官场的腐败，民间财富的积累和奢侈享乐之风的流行，缙绅阶层豢养家班成为风尚。张翰（1513-1595）《松窗梦语》有：“（吴越）二三十年间，富贵家出金帛，指服饰器具，列笙歌鼓吹，招致十余人为队，搬演传奇。好事者竞为淫丽之词，转相唱和。一郡城之内，衣食于此者，不知几千人矣。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屠隆（1542-1605）所著《鸿苞》亦云：“余见士大夫居乡，豪腴奢心不已。日求田问舍，放债取息。奔走有司，侵削里闰。广亭榭，置玩器，多僮奴，饰歌舞。”家班不同于职业戏班者，其演出完全取决于家班主人的口味，只要主人感兴趣的剧目，即可交付搬演，不像职业戏班那样更多看重盈利而搬演“荆、刘、拜、杀”等老戏。家班主人多为缙绅，也多喜附庸风雅，对文人们撰写的新传奇往往更有兴趣，故文人新作常常很快即登于场上。而且，家班主人往往聘请著名教习对伶人严格训练，家班主人中也大有知音明戏者，故家班的演艺水准往往超过职业戏班，成为职业戏班的效仿对象。其结果是文人新作如果家班搬演成功，很快即传至职业戏班，从而在社会上流传开去。故家班的风行，对文人撰写传奇有极大的推动之功。家班豢养之风至清中叶时因清廷三令五申的禁止，逐渐消歇。家班风行的二百余年，可以说是中国戏曲史中文化生态*好的时期。　　二是魏良辅（1489-1566）、梁辰鱼（1519-1591）改革昆山腔。早期南戏在各地演出时，自然当以各地方言土语唱念，祝允明《猥谈》提到的“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皆是。按，江西弋阳属赣方言区，浙江余姚、海盐及江苏昆山三县本皆属吴方言区。如果考虑到传统中国大方言区内部各县可能方言差别很大，南戏演唱所用声腔绝不限于这四种，成百上千是很可能的（只要当地有戏班）。各地戏班各以方言入唱，至近代犹然，这样戏班活动范围必然受局限。魏良辅、梁辰鱼改革昆山腔，首先是改方言入唱为官话入唱。故嘉靖前期“昆山腔止行于吴中”，而后则通行大江南北。其次，*重要的是改畸农、市女顺口可歌的、无规则的“随心令”为高度规范的依字声行腔的歌唱，接续此前宋词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