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江丛书林纾古文论综论

　　《林纾古文论综论》：　　个人文学素养的养成既是天赋资质与后天努力的结果，也离不开时代文风与文学传统的渲染。林纾在应聘北京之前与桐城派并没有直接联系，但我们知道，时代与传统的因素对人的作用同样至关重要。桐城派及其支流阳湖派和新生代湘乡派在绵延二百多年的历史中，拥有众多的服膺者，是清代古文创作与理论*具深远影响的文学流派，其影响何止限于桐城一派。虽然林纾否认自己文学桐城，甚至不认为桐城有派，但这并不能否认他受到桐城派影响。桐城派是时代文学的主潮，是士人们必须呼吸的空气和身处其间的大环境，它对林纾的影响并不一定借助师徒相承的关系。国学大师钱穆自述为学时说：“人中学，遂窥韩文，旁及柳、欧诸家，因是而得见姚惜抱《古文辞类纂》及曾涤生　　1901年，林纾以文名就聘于北京金台书院讲席，从此在北京定居。据林纾自述，他是当时书院中唯一的布衣，“金台书院主讲者，多退老之六卿，次亦词臣，余独以布衣受聘”③。后来又任五城中学堂国文总教习，期间，林纾有机会接触到当时的古文大家吴汝纶。吴汝纶是桐城派古文的末代宗师，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1901年，吴、林二人初次见面：“故余治古文三十年，恒严闭不以示人，光绪中桐城吴挚甫先生至京师始见吾文，称日‘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者’。”①林纾以三十年“严闭不以示人”的古文作品呈于吴汝纶，而后者以苏洵称韩愈“抑遏掩蔽”之语赞扬林纾之文能敛气蓄势，可谓赞誉有加。之后，二人结为知己，时时相互论文，据说，林纾还曾向吴汝纶“执贽请业，愿居门下，而公谢不敢当”②。林纾记载：“辛丑人都，晤吴挚甫先生于五城学堂，论《史记》竞日……先生深韪吾说……余尊先生如师保。”③后来，吴汝纶将自己收藏的曾国藩编　　事实上，林纾虽然为桐城派护法，但他对桐城派也不乏自己的思考。他不太赞成“桐城派”这种说法，认为他们不是有意立派。1913年，林纾在《与姚叔节书》中说：“桐城之派，非惜抱先生所自立，后人尊惜抱为正宗，未敢他逸，而外轶转转相承，而姚派自立，仆生平未尝言派，而服膺惜抱者，正以取径端而立言正。”④1916年，林纾的《春觉斋论文》针对所谓“桐城派”之说反问道：“夫桐城岂真有派？惜抱先生亦力追古学，得经史之腴，熔裁以韩、欧之轨范，发方既清，析理复粹，自然成为惜抱之文，非有意立派也。”⑤林纾晚年似乎更加坚执桐城无派的说法，1919年，他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说：“实则文无所谓派，有提倡之人，人人咸从而靡，不察者，即指为派。余则但知其有佳文，并不分别其为派。”⑥1921年，林纾在《答甘大文书》中说“古文之衰久矣，然衰而弗歇者，以每代必有一二人提倡之。惜抱之后，传衍尤盛，遂尔成派”⑦，接着又说：“古文固无所谓派。袭其师说，用以求炫于世，门户始立，古文之道转从而衰亡……则知桐城固无所谓派，以派名之，实不知文，即其自命为桐城者，而亦不谓之擅于文也。”⑧同年，林纾途经上海造访康有为，康有为问其奈何学桐城，他辩解道“纾生平读书寥寥，左、庄、班、马、韩、柳、欧、曾外，不取问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