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发展: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共享发展：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一、国家是保障发展权的主体　　著名法学家卡雷尔·瓦萨克（Karel Vasak）提出“三代人权”理论已经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即**代人权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第二代人权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第三代人权是集体人权，又称为“社会连带权”。**代人权，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等等，通常学者认为此类权利的实现不需要仰赖国家，国家只需要做好“守夜人”，公权力不强行干涉即能实现。因此又称之为消极人权。而第二代人权需要国家介入，如经济、社会、文化等权利需要国家通过积极的保障措施才能得以实现。集体人权则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主要包括民族自决权、发展权、环境权、和平与安全权以及享有人类共同继承的遗产权等。时至今日，这种划分仍然是得到*广泛认可的一种划分方式。　　但是对于**代人权是否完全不需要国家的积极干预，在当代是需要重新认识的。消极人权的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性观念之上：国家是自由天然的敌人，正是国家这个“利维坦”压迫着权利与自由。这种以偏概全的惯常假定存在一定的误导性。实际上，权利总是一时一地的历史的具体权利，不存在永恒的、无限度的权利，权利的内容需要由国家来界定，权利的边界需要由国家来廓清，任何权利在场的时刻，国家都不应退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实现如果没有国家制定法律，没有来自国家强制力的规制，任何选举权利都很难得保障，贿赂选举、强迫选举等必然会层出不穷。言论和示威的自由，在一个沟通不畅的、松散的前工业社会，其行使往往无碍他人，但在现代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使得在行使这些权利时，很容易触碰到自由的边界。互联网的出现和媒体的发达，使得言论的边界日益凸显，时常需要借助国家的司法权威居中裁断；另外，在城市扩张和人口聚集的条件下，游行、示威权行使不当，很容易危及他者的权利，一如香港“占中事件”的发酵，给香港居民的正常生活造成了极大困扰，少数人权的不当行使演变成对多数人权的侵害。在这些例子中，国家是权利的朋友而非敌人。　　第三代人权作为国际社会共同推进的事业，*终还需要落脚到各个国家，无论是民族自决、发展、环境还是和平与安全。国际社会是一个拟制的整体，但它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各国的边境线直接构成了人权的分割线，一国的公民权从来都不会无保留地赋予非本国公民。因此，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国家之外，再无人权。但我们并不否认国际人权存在的事实，也不否认人权领域国际合作的意义，但国际人权总是需要透过主权才能扩展到个体，国际人权义务的主要承担者仍然是国家。　　具体到发展权的实现，国际合作固然重要，发达国家也有责任和义务对于发展中国家提供一定的支持和帮助。而授之以鱼并非长久之计，一国的真正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不可持续的国际援助之上，*终仍需要落脚到各国自身所具备的造血机能。这种造血机能，换言之就是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的越好，发展的成果就越丰硕，国家治理能力越强，发展权就越能够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