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实录-政治.外交.文化与革命-(全二册)

通观清代的历次外交礼仪之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清统治者的对外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乾隆时期清统治者的天朝大国心理，尚有其存在的客观政治、经济基础，清统治者尚表现出一定的“王者不治夷狄”的宽容豁达和充满自信的大国风度。那么，到了嘉庆年间，特别是道光、咸丰时期，清统治者的天朝独尊思想则完全变为海市蜃楼式的盲目虚骄，充分暴露出清统治者的迂谬腐朽；如果说同治时期清统治者在天朝大国迷梦破产后，仍然顽固地拒不肯承认这一现实，仍力图以阿Q式的方法自我陶醉，那么光绪朝庚子年后的严酷现实，迫使清统治者既不能再以天朝大国的神话以欺人，也不能自欺自愚了，顽固的“驼鸟”也不得不把藏在沙堆中的头抬了起来，正视客观现实了；如果说1859年以前中外礼仪之争的总趋势是清政府居于主动地位，是力图屈人而从己，那么自此以后，清政府则逐渐居于被动地位，不得不屈己而从人了；如果说乾隆、嘉庆时期中外礼仪之争的原因，在于中外政治体制、文化意识、价值观念等的不同，同治时期中外礼仪之争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列强力图以强权政治打破清王朝的天朝大国意识，强迫清廷在国家交往中遵循资本主义国家惯例，那么，光绪朝庚子年后中外礼仪之争的原因，则完全是西方列强丧失理智，毫无道理与根据的“欲泄其攻馆（指义和团运动期间围攻外国使馆的战斗）之忿” 的帝国主义报复心理。　　中外历次礼仪之争不同特点的变化，正是中外之间国家政治关系和中国社会性质变化的反映，而中外国家政治关系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又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中外礼仪之争的变化程度与趋向。　　清统治者因长期实行自我封闭式的闭关锁国政策，不稔世界大势，对西方国家的外交挑战，不是以现实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利害关系，而是以外国人是否遵从中国的传统体制、礼俗，为能否保持国体尊严与独立的首要标准，对于真正损伤国体者，反而漫不经心，甚或茫然不知。　　清统治者不欲外国公使驻京的根本原因，并非出于对列强殖民主义本质的理性认识，实是担忧外国公使驻京以后不以中国的跪拜礼仪谒见清帝的行为，势必在全体中国人面前严重损害其至高至尊、威服四海、兼统万国的形象。清廷谈判大臣、大学士桂良曾向英国方面表示，外国公使驻京“对中国的害处，有许多方面，非我们言语所尽能表达，比如使中国政府在中国人眼中失去威信”。 清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狭隘自私的虚荣，使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其惨重的政治、经济代价，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这无疑是值得深以为戒的。　　中外礼仪之争，本应属于东、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范畴的冲突。但清代百余年来，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外礼仪之争，却完全超出了文化和意识形态范畴，而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中外政治关系的反映。清廷龂龂然于礼仪之争，固然表现出唯我独尊的天朝上国心理，以今日或当时资本主义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准则或通例衡度，确实是迂腐无足取的，也必然是要失败的。但在当时资本主义列强虎视鹰瞵大清帝国，必欲将其变为殖民地而后快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这种礼仪之争又是同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相联系的（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民族概念），谬误中伴随有正确合理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