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伦马特侦探小说集

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一部侦探小说

**章

1948年11月3日清晨，特万镇的警察阿方斯·克莱宁在拉姆波因（特森贝格地区一个村庄）的马路口见到一辆蓝色的梅赛德斯停在路边。这条路通往特万峡谷的森林深处。晨雾弥漫，这是深秋时节常见的天气。克莱宁本来已经从车旁走了过去，然后却又折了回来。刚才走过时，他透过模模糊糊的车窗玻璃匆匆地瞥了一眼，觉得司机好像趴在方向盘上。他心想着，这人喝醉酒了；像普通人一样，他也顾不上多想。因此，他不愿意煞有介事地对待这个陌生人，而宁可多些人情味。于是他走到车旁，想唤醒这个沉睡的人，拉他去特万镇，让他在“大熊”旅馆喝杯咖啡，吃点粉汤，醒醒酒。虽然明令禁止醉酒驾车，但是并没有禁止喝醉酒后把车停在路边在里面睡觉啊。克莱宁上前打开车门，慈祥地把手搭在陌生人的肩上。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这人已经死了。太阳穴给打穿了。这时，克莱宁发现右车门也敞开着。车里并没有多少血迹，死者穿在身上的灰色大衣似乎根本也没有什么污迹。一个黄色的皮夹子的边缘闪现在大衣口袋外。克莱宁一掏出皮夹子，就轻而易举地断定，死者是伯尔尼城的警察少尉乌尔利希·施密特。
克莱宁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作为乡村警察，他从来还没有遇到过这样一桩血案。他在马路边上踱来踱去。当初升的太阳透过迷雾照耀着死者时，他觉得很不好受。他回到车旁，捡起那顶掉在死者脚前的毡帽，戴在死者头上，压得深深的，免得他再看见太阳穴上的伤口。然后，他才感到好受些。
这个警察又走到朝着特万镇的另一个路边，擦去额头的汗水。他*终打定主意。他把死者挪到副驾座上，小心翼翼地扶正他，并且用一条在车厢里找到的皮带固定住这个已经没有生命的躯体，然后自己坐到驾座上。
发动机启动不了，然而，克莱宁毫不费力地让车子顺着这条下坡的马路向下滑行到特万镇，来到“大熊”旅馆前。他让人给车加上油，恐怕不会有人认出这个高贵的一动不动的人竟然是个死人。克莱宁觉得很中意，因为他憎恨骇人听闻的事。就这样，他保持沉默不语。
然而，当他沿着湖朝着比尔方向驶去时，晨雾又变得越来越浓了，再也看不到太阳，清晨变得就像世界末日一样阴暗。克莱宁陷入一条长长的车流中，出于一种无法解释的原因，一辆接一辆地缓慢行驶着，即使是浓雾天，似乎也用不着这样缓慢，克莱宁不由自主地想到，这简直就像是一排送葬的队伍。死者一动不动地坐在他旁边，只是有时候遇到路面不平时，他就会像一个智慧的中国老者点点头，于是，克莱宁便越来越不敢尝试去超越其他车辆。他们到达比尔时，晚了好长时间。
当人们根据关键线索从比尔开始进行调查时，在伯尔尼，这个令人悲痛的案件交给了警长贝尔拉赫，他也曾经是死者的上司。
贝尔拉赫曾长久生活在国外，先是在君士坦丁堡，后来在德国脱颖而出，成为一个知名的刑侦专家。*后，他担任过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刑警局局长。然而，他1933年返回了故乡之城。他回来的原因并非出自于他对常常称之为自己的金色墓地的伯尔尼的热爱，而是因为他当时打了德国新政府一个高级官员一记耳光。在法兰克福，人们对这种暴力行为议论纷纷。而在伯尔尼，大家对这事的评价则随着欧洲政局的变化，开始是愤怒，然后是应该谴责，但毕竟还可以理解，*后甚至被看成对一个瑞士人来说别无选择的可能行为。可这已经是1945年的事了。
贝尔拉赫在施密特案件中做的**件事是，他下令*初几天采取秘密处理的方式——一道命令，他只有依靠自己全部的人格魅力才能付诸实施。“我们对案件了解太少，而报刊反正是过去两千年里所发明的东西中*多余的。”他这样说道。
显而易见，贝尔拉赫好像对这种秘密行动抱以很大期望，与他的“顶头上司”卢修斯·鲁茨博士相反。鲁茨也在大学里教授刑法。他的伯尔尼家族受到了一个巴塞尔叔祖良好的影响。他刚访问过纽约和芝加哥警察局，才返回伯尔尼，并且对“瑞士联邦首都制止犯罪的原始落后状态”感到震惊，在一次共同乘坐电车回家的路上，他直言不讳地冲着警察局长这样说。

就在这天早晨，贝尔拉赫再一次和比尔通完电话后，便前往位于班蒂格大街的舍恩勒尔家，施密特就住在那里。贝尔拉赫沿着古城走下去，越过纳德格大桥。他总是习惯于步行，因为在他看来，伯尔尼过于狭小，不适宜乘坐“电车以及诸如此类的交通工具”。
他有点吃力地沿着拐来拐去的石阶向上走去。他已年过花甲，在这样的时刻，免不了会有力不从心的感觉。然而，他很快就来到舍恩勒尔家门口，按了按门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