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史

印度佛教是什么





佛教是起源于印度、发展于印度的宗教，所以似无特地称为印度佛教的必要。后来佛教越过印度边境，扩展至全亚洲，而发展出南传佛教、西藏佛教、中国佛教、日本佛教等各具特色的佛教。这些佛教的发展渗入了各地域的民族与风土的特色；相较之下，印度佛教也有其他佛教所未见的特色，所以就有了“印度佛教”之称。印度佛教相较于中国或日本佛教，由于气候风土不同，因此在修行生活上有很大的差异。修行生活既然不同，理所当然地也反映在教理上。就这一点而言，南传佛教（锡兰、缅甸、泰国佛教）的气候风土与印度本土相似，因此南传佛教与印度佛教在生活方面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总之，如果是以地域来区分，则对于佛教全体可见的共通普遍性，及各个地域的佛教所具有的特殊性，似乎非加以阐明清楚不可。在此想先简单地概观印度佛教与中国或日本佛教相异的特殊性格。

佛教是由释尊（释迦牟尼、乔达摩·悉达多）于公元前 5 世纪开创的宗教。释尊出生在北印度靠近尼泊尔的释迦国，出家后来到中印度恒河南岸地区的摩竭陀国，然后在此地修行，在 35 岁时得到佛陀（觉悟的人）的自觉。他将这一自觉表达为“觉悟不死”，也表明“发现了自苦解脱之道”。人生中虽有种种的苦，但对死的怖畏是其中*严重的，因此觉悟了解决人生苦恼的真理，才以“觉悟不死”来表现。这里显示出一种确信：即使佛陀的身体在 80 岁时消灭，心也与永恒的真理合一。无论如何，既然人生的苦恼是人永远的课题，在对这些课题的回应中，由苦解脱之道显然拥有*深的普遍性，因此佛教能一直流传到现代。但若是如此，为什么佛教在印度却灭亡了呢？

公元前 5 世纪起源于中印度的佛教，在佛陀入灭之际，还只不过是流行于中印度的地方教团而已。此后，经由佛教弟子的努力，首先传播至西方及南方。在公元前 3 世纪的阿育王时代，因阿育王的皈依，佛教急速地扩展于全印度。但是随着教团的扩大、人数的增加，对于教理的解释或戒律的实践，在教团内产生了对立的意见，原始佛教教团分裂为两派，然后成立了进步的大众部与保守的上座部。其后，两者皆发生了枝末分裂，因此*后出现许多部派教团，进入所谓的部派佛教时代。一般传说部派分裂成十八部或二十部，但根据碑文，可以知道有二十部以上的部派名称。其中，上座部系的上座部、说一切有部、正量部、经量部，大众部系的大众部等占有优势。在公元前后之际大乘佛教兴起时，被大乘攻击的“小乘佛教”，主要似乎是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不只是教团势力强大，同时在教理上也提出一套卓越的体系，拥有能与大乘佛教相抗衡的出色教理。

总之，佛教分裂成许多部派，而且各个部派皆被公认是佛教，这是由于佛教本来就重视个人的自由思考和觉悟的缘故。也就是说，佛教是一个自觉的宗教。在《文殊问经》里曾解释部派佛教的分裂：有二十位佛的真子解释佛陀的教法，解释虽有分歧，但全都在传承佛陀的真正的教法。（译者按：原经文作“未来我弟子有二十部能令诸法住，二十部者并得四果，三藏平等无上中下，譬如海水无有异味，如人有二十子，真实如来所说”。）而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亦有将金杖折为十八段的譬喻，认为即使分为十八部，佛教的本质并未改变。而部派佛教能这样互相认定其他部派同样是佛教，是佛教并非立足于盲目信仰的缘故；这点固然是佛教出众的特色，但却同时也是使教团容易出现异说，进而使佛教的主体性削弱的理由之一。佛灭五百年后左右，顺应时代的大乘佛教虽然兴起，但其中却含有种种原始佛教中所未见的杂质。当然佛陀的精神既未失却，依不同的观点，也可以说大乘佛教适应新时代， 能依时代而善加活用佛陀精神；但是如果着迷于那些杂质，于时代再次转变之时，则有使佛陀的思想变得极为稀薄的危险性。

亦即在大乘佛教中，刚开始时咒术的成分很大，这是为了回应民众的宗教要求，而有不得已之处。在《般若经》里则强调，受持《般若经》能免除危难，而称《般若经》为大明咒、大神咒；《法华经》中也宣称信仰观音菩萨能免除灾害。与此相关的是，大乘经典中陀罗尼的信仰增大了。这种咒术的成分在大乘佛教中渐渐取得优势，而自公元 6 世纪左右起，密教逐渐兴盛。密教虽然也是佛教的一种，但其表相的仪礼与印度教几乎没什么两样，因此若忘却了根本精神，只重视表相的仪礼的话，密教会完全消解于印度教之中。印度教与密教同为印度的宗教，所以二者在印度较容易融合。相形之下，中国佛教、日本佛教、南传佛教等，则是移植到不同国土的佛教，因此印度的东西，乃至佛教的本质，并不容易与当地的文化融合，结果是佛教的特色被显著化，反而保存了下来。这在比较中国或日本的密教与印度的密教时，也可以说得通。中国或日本的密教中，在表相的印度教仪式背后，佛教的空观思想成为支柱， 因此密教并不失佛教的本质。但是在印度，佛教不断地密教化，进而印度教化，结果终于完全失去了密教之所以是佛教的特征。

初期的大乘佛教，除了《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等之外，也包含了阿弥陀佛的信仰等，是极为多彩的宗教。之后约自公元 2 世纪左右起，将这些经典加以理论化，且立足于空观的中观派成立了。但由于一开始并没有与它相对的第二个学派，所以并未特别称之为中观派，这个名称的产生，应是在瑜伽行派兴起之后才有的。瑜伽行派在中观派百年之后成立，立足于唯识思想。自此之后数百年间，是这两个学派并立的时代，但是在瑜伽行派兴起之前，宣说唯识思想及如来藏思想的经典，即《解深密经》《如来藏经》《胜鬘经》《涅槃经》等，已经著述流传。而中观、瑜伽两学派并立的同时也互相影响，随着时代的变迁互相融合，期间两者也一起密教化了。另外，在大乘佛教兴起之后，部派佛教也很兴盛，这由公元 5 世纪初朝礼印度的法显的《佛国记》，或 7 世纪前半留学印度的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及继踵其后的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等书的记载可以明白。而且不论任何时代，部派佛教都较大乘佛教占优势。特别是义净（公元 635—713 年）停留印度时，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间的区别变得相当含糊，似乎极为融合，由这时起，密教急速地盛行。总之，大小乘都已密教化，而随着印度教的兴盛与回教徒攻入印度，佛教失去了原有势力。至 12 世纪末超岩寺（ ?rī-vikram?ilā，或作超戒寺〔 Vikrama?īla〕）被回教徒烧毁后，佛教就从印度灭亡了。但佛教也并非完全灭亡，其后仍继续存于孟加拉地区，现在东孟加拉地区还存有少数自古以来的佛教徒。

总之，在回教徒攻入印度以后，印度教仍维持庞大的势力，而耆那教的信徒虽少，但却从未灭亡。相对地，一时有“佛教印度”之称而遍及印度全境的佛教，其灭亡的理由为何？

如上所述，使佛教教理渐渐变质的*大理由，是佛教并未排斥和打击其所确立的固有教义以外的种种见解；但这绝不意味这是不正确的。

因为各人的能力不同，时代也不同，故顺应时机而宣说不同的法；从这一点看来，也可以说释尊的教法完成其使命，而在某个时候消灭，这种时机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在佛教教团之中，自古即有正法灭时，或有正、像、末三时的看法等，即是反映这种观点。

但并非只有佛教没有严格地宣传其教义，印度教也是一样。印度教的代表圣典《薄伽梵歌》（ Bhagavad Gītā，神之歌），即可予以相当自由的解释。印度教并未严格建立教义，故而佛教在印度的消灭，应当也有其他理由，其中一大理由在于佛教否定了“梵我”（ātman， アートマン）。佛教从原始佛教以来即主张“无我”，这与印度传统的梵我宗教对立。梵我的存在与轮回思想有密切的关系，而轮回思想可说已成为印度人的血肉，所以佛教在印度也接受轮回思想，基于轮回思想发展教理。然而释尊的佛教并非不认同轮回思想，当然也并非与轮回思想相矛盾，因为所谓自苦得解脱是意味着，生存若是轮回的，则是要自此生存的轮回中解脱出来，所以佛教没有积极地抨击轮回的必要。因此轮回思想虽也流入佛教中，但佛陀的目的却是自轮回中解脱。

不过，如果认同轮回思想，则须有轮回的主体。因此在佛教里，一边说无我，同时也须认定轮回的主体与梵我是不同的形态。唯识思想的阿赖耶识、如来藏思想的如来藏或佛性等，都是与梵我极为类似的观念。而部派佛教中主张机械式无我的说一切有部也逐渐失去势力，主张某种“我”（ātman）的补特伽罗（pudgala ふとがら , 人我）之正量部，其势力在后代变得非常强盛。这些可以由玄奘或义净的旅行记得知。比起说一切有部，那时正量部更盛行于印度全境。佛教在初兴而充满朝气的时代，曾强力主张无我或空的思想，但随着时代变迁，在教理产生变化当中， 渐渐与梵我思想同化，然后佛教在印度就失去了势力。佛教本来不是梵我说，这是佛教在印度灭亡的一大理由。同时，印度佛教是与轮回思想结合的佛教，这一点是印度佛教的特色。中国或日本佛教都是印度佛教的移植，所以表面上虽然接受轮回思想，但本质上并不是以轮回思想为主体的佛教，因为中国人或日本人自古以来的灵魂观并不是基于轮回思想而有的。当然关于这一点似有必要更加详细地论述，不过由于偏离主题所以省略。在此只指出两点：佛教的目的是“自苦解脱”，与印度佛教是轮回思想的佛教。



出版后记

《印度佛教史》，原著由东京春秋社出版，于 1974 年、1979 年分别出版了上、下两册。台湾商周出版社引进版权后，聘请东京大学印度哲学研究所的庄昆木先生进行了中文翻译。

现在，非常荣幸，后浪出版公司能将这本由日本卓越的佛教学者平川彰先生所写作的印度佛教通史带给中国大陆的读者。后浪出版公司本次出版，引进的是台湾商周出版社 2004 年第二版的版本。该译本忠实于原著，译文简洁，译者具有相关的专业背景。另外，此次出版，还聘请了陈志远博士对日文原版、英文版和台版等版本做了校对，力求尽可能地以专业、完善的面貌面世。

庄先生的译文多承留了日文原文中的汉字，如「忍可」「途中」「成立」，还有一些佛学术语，如「止住」 等，这些词汇渊源有自，与中国古典文化、佛教文化联系紧密，耐人寻味，或已成为译者的语言文字风格，本版一并存留。但是个别译词可能与中国大陆读者一般的语言文字习惯相龃龉，如“それぞれ”译作“个别”——虽然“个别”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有“（1）副词：单个儿；各个；（2）形容词：极少数；少有”两个义项，这里应取“各个”的意义解。此外，对同一原文译者根据不同的语境采取了不同的译法，或如“罽宾”“迦湿弥罗”“克什米尔”，“型态”“形态”等，也请读者留意。

在整体保留译者的文风的基础上，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意，校对者及编者在正文和注释中作注、下按语等。书中个别见仁见智之处，编者注出了原文，或在正文中，以“「 」 ” 等标注出日文原文，供读者理解并做进一步的思考。总体来说，本版译文的特点，是在尊重著者原意的基础上，基本保留译者的译文风格。

本书的编辑历时大半年，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校对者陈志远先生和同行友人的诸多帮助，特别要感谢郎旭冉女士，在日语原文的问题方面给予了慷慨的指教。由于编者佛学素养、日语水平有限，难免存在错漏，敬请读者朋友不吝指正。

本书中，注释中的日本人名、书名与文章名等，均用日文的汉字；参考书目一般以日文和英文原文著录。另外，为了读者检阅日文原版书时方便，本书作了边码标注出原版书的对应页码。由于原书采取的节后注的形式在本次出版中改为置入正文中的对应位置，故原书节后注的页码在本版中无法标注，这部分的边码会出现不连贯等现象，亦请读者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