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亮男孩

8
　　这次逮捕是因为尼克在被指控持有大麻后没有到庭，这是他忘了告诉我的一个违法行为。不过，我还是把他保释出来了，“下不为例。”我说。我相信这次逮捕会给他一个教训。
　　尼克情绪低落，但他保住了咖啡店的工作，在磨坊谷的一家咖啡店里煮浓缩咖啡和牛奶。我们有时会去光顾——凯伦、加斯帕、黛西和我。尼克站在柜台后面，开心地和我们打招呼。他把孩子们介绍给团队的其他人，然后为他们冲泡大杯的热巧克力，上面堆着奶油泡沫。
　　尼克跟我们讲了许多工作时的故事来逗我们开心。他渐渐认识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常客。“抠门者”会点大杯装的小份咖啡。尼克解释说，“抠门者”知道咖啡师会加满大杯，于是他们就会免费喝到额外的咖啡，节省十五美分；“为什么要喝者”会点去咖啡因的浓缩咖啡和脱脂牛奶做的卡布奇诺；“四倍者”则是点四倍量浓缩咖啡的疯子。不友好的顾客会为他们的无礼付出昂贵的代价，尼克和他的同事通过有意弄混点单而报复他们，所以任何不友好的顾客，如果特别强调要去除咖啡因就会得到双倍咖啡因的浓缩咖啡，而那些点常规咖啡的顾客就会得到去咖啡因的咖啡。
　　尼克还是像以前一样溺爱着加斯帕和黛西。我们经常被他激怒，但随后又被他的善良和幽默所征服。两个尼克，一个充满爱心、体贴慷慨，另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自我毁灭——这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呢？
　　尼克决定去伯克利念书。一个八月的下午，我、凯伦、加斯帕和黛西坐进车里，将尼克送去那里并帮他安顿下来。我们在中途停下来吃了比萨，然后开进了那个面积庞大的校园，找到鲍尔斯大楼，一座古老的都铎王朝式的宿舍楼。
　　“这是个城堡啊！”加斯帕羡慕地说道，“你可以住在城堡里啊！”
　　我们把车停在大楼前，帮他把行李拎过石拱门，爬上两层石阶，找到尼克的房间，见到了他正在打开行李的室友们。他们看上去都很严肃认真，学者气十足，其中一个还像个书呆子。一切似乎都很好。一个顶着一头红色乱发、穿着淡蓝色圆领毛衣的男孩正在组装一台电脑。另一个男孩，戴着椭圆形眼镜、身穿条纹T恤衫，在一台小型CD播放机上胡乱摆放着乔治·迈克尔、席琳·迪翁、芭芭拉·史翠珊和艾尔顿·约翰的CD，他挑选的这些CD预示着这个小房间里恐怕很难有和谐的乐音——如果考虑到尼克那不妥协的音乐品位的话。
　　尼克送我们到车旁，紧张地说：“不用担心，这幢老房子挺酷的。”
　　他拥抱了我们每个人。
　　我提到了乔治·迈克尔，尼克哈哈大笑。“我会教育他们的，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开始听马克·里博了。”里博的一首歌——哟！我杀了你的上帝——是尼克*喜欢的歌之一。
　　几天后，当尼克打电话回家时，他好像正忙于他的课程，尤其是一门绘画课。但在接下来的电话中，他承认自己没办法弄好支起画布的支架，说：“不管我怎么弄，它们总是会歪到一边。我不得不把它们拖着走过校园，感觉就像耶稣背着他的十字架。”
　　之后的电话里，他则总是在抱怨别的课程，“教我们的是助教，不是真正的教授。”
　　在后来的一些通话中，尼克似乎心不在焉，然后就经常不回我的电话。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他的沉默告诉我情况不妙。当他终于回电话时——“我一直和朋友们待在一起，”“学校很酷，但我真的很喜欢这边的地下音乐。”——我鼓励他珍惜在伯克利念书的机会，咬牙撑过*初的阶段。“那会有价值的，”我说，“开始的时候总是不容易，但一切会好起来的。”
　　我建议他去找学校健康中心的顾问，如果他愿意的话，也可以联系一下他的治疗师，那位治疗师对尼克发出了开放性的邀请，只要愿意，可以随时与他联络。“开始的时候，很多新生都很挣扎，”我说，“这是普遍现象，也许顾问对你会有帮助。”
　　尼克说这是个好主意。我身体的一部分相信他会按照建议去寻求帮助，但更多部分的我知道他不会这样做。一个星期后，尼克的一个室友打来电话，说尼克有好几天都没露面了，他们很担心。我急得快发疯了。
　　两天后，一个深秋的下午，尼克终于打来了电话，他承认在大学待不下去。估计毒品是问题所在，我说我们需要谈谈戒毒的事，但他说自己没吸多少。“我还没有做好上大学的准备，”他说，“我只是需要一些时间。过去的一段时间，我过得很辛苦——感觉相当压抑。”
　　尼克听起来头脑清醒，他的话在我听来有些意义。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很多孩子使用毒品来缓解自己的抑郁症或者其他心理疾病。他们吸食的毒品可能会成为孩子和父母关注的焦点，但它们可能掩盖了更深层的问题。作为父母，如何才能知道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咨询了更多的专家，但他们也未必知道。心理疾病的诊断并不是精确的科学，并且非常复杂，尤其是对青少年和年轻人来说。因为情绪起伏，包括抑郁症，对他们而言是普遍的。这些失常的举止看上去与吸食毒品的一些症状一模一样。等到专家们终于琢磨出有问题时，毒品上瘾可能已经加重了那个潜在的疾病，而疾病也助长了毒品上瘾的程度，两者因此融合在了一起。
　　“考虑到青少年的成熟度、获得毒品的便捷性以及**次使用毒品的年龄，他们中很大一批人产生严重的毒品问题就不让人吃惊了。”罗伯特·施韦贝尔博士在《光说不并不够》中写道，“问题一旦发生，影响就是毁灭性的。毒品使孩子们不用面对现实，不用掌握对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技能。*初缺乏的那些使他们经不起毒品诱惑的技能，正是后来被毒品阻碍发展的那些技能。他们会很难建立起一个清晰的自我认同感、掌握知识技能和学会自我控制。青少年阶段是一个人从童年过渡到成年的特殊时期，有毒品问题的青少年无法为成年角色作好准备……他们会在年龄上成年，而情感上却依然是个少年。”
　　一位儿童发展专家告诉我，孩子的大脑在两岁以前，以及在十几岁的时候处于*有可塑性的阶段——也就是说，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大脑*容易受损的时间段是十几岁的时候，”她说，“毒品从根本上改变了青少年大脑的发育方式。”她解释说，经验和行为会加深情绪问题，而导致情绪问题的生理因素又可能因此更难治疗，形成恶性循环。此后，在大脑中形成的生理、情绪以及行为的路径就更难重建了。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吸毒的人，会比其他瘾君子更难治疗。
　　当尼克说起自己过得很艰难时，我可以相信他是因为别的问题——很可能是抑郁症——而难受。是他看的那位资深的精神科医生错过了这样一个明显的诊断吗？如果治疗师忽略了这个，那么也许是因为尼克擅长掩饰，正像他擅长掩饰吸毒一样。抑郁症是一个表面上讲得通的解释，也比毒品问题更容易接受。并不是说抑郁症不严重，而是它跟毒品不一样，它不是自找苦吃。如果毒品是尼克遇到困难时所表现出的一种症状，而不是原因——这让我安心一些。
　　尼克也告诉我，去伯克利上学是一个错误，上普通的大学他或许会做得较好一些。他的理论是，自己被不人性化的加州官僚作风淹没了。“我按照你的建议尝试去见一个顾问，”他说，“但为了约时间，我不得不排队等上一个小时。而等我终于排到了，他们告诉我*早能约到的时间是一周以后。”
　　“我想重新申请大学，”他继续说，“同时，我想休学一年，找一份工作，让身心都恢复到健康状态。”
　　尼克又搬回了家，他答应遵守我们的规定——按时接受治疗、遵守宵禁、帮忙做家务、打工并且申请其他学校。他见了治疗师，之后治疗师告诉我，他支持这个计划。事实上，尼克似乎真的感觉好了一点儿，于是我有理由相信情况正在好转。他申请了东海岸的好几所文科学校，首选是马萨诸塞州西部的汉普郡大学。当我们参观校园的时候，他被学校朝气蓬勃的氛围和田园牧歌式的环境所振奋。他旁听了英语和政治课，参观了音乐和戏剧工作室。我觉得这是尼克心目中的理想大学。显然，他的成绩单仍比较过硬，因为几个月后，他收到了那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我感到轻松了一些，尼克再次踏上了大学那条（我认为）不可或缺的道路。我们经历了一段糟糕的时期，但尼克会继续前进。虽然他有时会出来与黛西和加斯帕玩耍，或者在吃饭的时候出现，但他不上班，待在家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
　　有一天晚上，他上班，我早早地睡了，但午夜时却突然惊醒，感觉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也许这是身为父亲的第六感，也许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察觉到了麻烦即将来临的信号。我起床时只弄出了*轻的簌簌声，但还是吵醒了凯伦。
　　“怎么了？”
　　“没事。”我悄声说，“你继续睡吧。”
　　地板冰冷，房间也冰冷，但我没有停下来找拖鞋或穿外衣，因为我不想弄出更多的声音。走廊里没有开灯，然而，月光透过客厅的天窗投下一种红褐色的光芒。我打开厨房的灯，走去尼克的房间。我敲了敲门，没有应答。我打开房门往里看，床上空空的。我已经习惯了一种交织着愤怒与忧虑的、令人不知所措的窒息感，每一种情感都在纠缠和扭曲着另一种情感，那是一种凄凉而无奈的感觉。可以说，我对它是非常熟悉了，但它依然令我感到难以忍受。
　　尼克没有在宵禁前回来，那是我容许自己的担忧所达到的极限。我预料他随时可能回来，并且预演我要做的事情。我会质问他，尽管面对他会让我痛苦地想起我不能改变他行为的事实。我踮着脚走进卧室，试图重新入睡，但是，在他回家前那是徒劳的。我清醒地躺在那儿，焦虑开始吞噬我。
　　我们住在一个小山坡上，就在继续上坡的道路之前，每辆车子开到我们家门前都会减慢速度到几乎停下，然后再继续上坡。一辆又一辆的车开上来，停顿一下。每一次，我的心脏也似乎随之要停止跳动，是尼克吗？但接着引擎加速，上了山坡。
　　凌晨三点，我放弃假装自己再能入睡，爬下床，凯伦也跟着起来，“怎么了？”我告诉她尼克没有回家，我们一起走进厨房。
　　“他可能跟朋友们在一起待到太晚，所以就在朋友家过夜了。”凯伦说。
　　“那他应该打电话回来啊。”
　　“也许他不想吵醒我们。”
　　我望了望她，看见她眼里的沮丧和担忧，她也不相信自己说的那样。时间滴滴答答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喝着茶，心急如焚。
　　七点左右，我开始打电话给他的朋友们，吵醒了其中的一些人，但没有人见过他。我打给他的治疗师，即使现在，他仍要我放心——也许这是他工作的方式，并安慰我说：“尼克正在试图想清楚一些事情，他会没事的。”我的恐惧逐步升级。每次电话响起，我的胃就开始紧缩。他会在哪儿呢？我想象不出，或者更准确地说，我选择不去想象。我努力赶走那些*可怕的想法。终于，我打电话给了警察局和医院急诊室，想知道他是不是在监狱或者有没有发生事故。每次打电话，我都得鼓足勇气以防听到*不想发生的事情。我模拟着对话——那不急不慢、虚无缥缈的声音和那声音说的话“他死了”。我预演它来让自己做好足够的准备。我朝这个方向去想，绕着它打转-——他死了。
　　等待是可怕的，但除此之外，我做不了其他任何事。
　　后来，加斯帕穿着睡衣光着脚噼噼啪啪地走进厨房，用清亮的眼睛望着我们。他爬上凯伦的膝盖，嚼着一片面包。接着，黛西打着哈欠，头发乱糟糟的大踏步走进厨房。
　　我们没说尼克的事，不想让他们担心。不过，我们很快就不得不告诉他们，因为他们感觉到有什么事情不对劲。
　　终于，加斯帕问道：“尼克在哪儿？”
　　我回答时露出的情绪比我原本想的要多，“我们不知道。”
　　加斯帕哭了起来。“尼克没事吧？”
　　“我们不知道，”我颤抖地说，“希望如此吧……”
　　这种恐惧足足持续了四天。
　　终于，一天晚上，他打来了电话。
　　他的声音颤抖，但仍然让我们如释重负。
　　“爸……”
　　“尼克！”
　　他的声音仿佛来自黑暗的隧道深处。
　　“我……”虚弱地，“把事弄砸了……”喉管里发出的叹息声，“我惹麻烦了。”
　　“你在哪儿？”
　　他告诉了我，我立刻挂上电话。
　　我开车去圣拉斐尔的一家书店后面的小巷里见他。我停下车，在乱堆着空酒瓶、碎玻璃、烂纸箱和脏毯子的一排垃圾桶旁边下了车。
　　“爸……”
　　那含糊沙哑的声音来自其中一个垃圾桶后面。我朝发出声音的地方走去，推开硬纸箱，转过拐角，看见尼克摇摇晃晃地向我走来。
　　我的儿子，身材修长、肌肉发达的游泳运动员、水球选手，充满热情的冲浪手，此时全身多处擦伤、憔悴万分、皮包骨头，眼睛是两个空空的黑洞。我一伸出手扶他，他就瘫倒在我怀里。我半扶半抱着他，他的脚在身下拖拽着。
　　在车上，在他昏过去之前，我告诉他，他必须去康复之家。
　　“就这样，”我说，“你别无选择了。”
　　“我知道，爸……”
　　我一言不发地开车回家。尼克短暂地醒过来，嘟嘟囔囔地说什么欠了人家钱，得还给某人，不然就会被杀死，然后又失去了知觉。他不时醒来，含含糊糊地嘟囔几句，但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接下来的三天，他都在发高烧似的不停颤抖，偶尔说着胡话，蜷缩在床上，啜泣和哭叫。
　　尽管我吓坏了，但也因为他说会去康复之家而感到欣慰。我打电话给他还是高中新生时参观过的那家机构，作了预约。然而，在约定的那天早上，当我提醒他要出发时，他望着我，不愿去。
　　“我不去。”
　　“尼克，你必须去，你答应过去的。”
　　“我不需要康复治疗。”
　　“你差点儿死掉。”
　　“我搞砸了，就这么回事。别担心，我吸取了教训。”
　　“不行，尼克。”
　　“听着，我会没事的，我再也不会碰那个狗屎了，我已经知道冰毒是多么危险了，我是搞砸了，但我不蠢，我再也不会碰那个了！”
　　我停了下来。我没听错吧？“冰毒？”
　　他点了点头。
　　上帝啊，不！尼克居然吸食了冰毒！这使我惊恐万分，我自己也有过吸食那种毒品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