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翔与行走

　　其次，“青年诗人”“工农兵诗人”日益成为诗坛主力军。就“青年诗人”而言，在《诗选》（1953年9月-1955年12月）中，人选诗作前两名的7人中，有4人（邵燕祥、张永枚、顾工、未央）是“青年诗人”。表3也说明，四次入选诗选的13人中有5人是“青年诗人”（严阵、傅仇、梁上泉、李冰、周纲），三次人选诗选的18人中有9人是“青年诗人”（张永枚、顾工、李瑛、雁翼、韩笑、韩忆萍、李学鳌、温承训、铁衣甫江·艾里尤夫），他们与郭沫若、臧克家、徐迟、冯至、田汉等前辈比肩。有学者称这种状况为“青年诗人”的迅速“崛起”①。而“作为当代的一种‘文化战略”’②的“工农兵诗人”从选本之初就显现出强劲势头，尤其是1958年《诗选》更是如此，此年度诗选共人选了19名工人的诗作，“他们只是强大的工人诗歌队伍中很小的一部分”③。王老九、李学鳌、韩忆萍、温承训、孙友田、黄声孝、刘章等诗人作为一股诗坛力量，日益为人瞩目。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以上有一定知名度的“工农兵诗人”外，四本诗选中还人选了大量民歌手作品，李芳全、老绿、郭龙桂、廖桂萍、王文群、杜崇仁、万松亭等成为他们中的代表。表2、表3显示，43%的人选诗歌和近82%的一次性入选作者中，绝大多数都是这种“集体”作者及其作品，这都充分地证明了当时官方所宣扬的我们的诗歌队伍是“人民的诗歌队伍”。　　再次，少数民族诗歌作者也属于“人民的诗歌队伍”。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和民族团结等诸多因素的考虑，少数民族诗歌作者永远不会被各类诗歌选本忘记。一方面这是出于民族身份的考虑，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少数民族诗歌队伍的壮大。蒙古族的毛依罕、巴·布林贝赫、纳·赛音朝克图，藏族的丹正公布、饶阶巴桑，维吾尔族的铁衣甫江·艾里尤夫、凯末尔·库尔巴诺娃、柯孜克，壮族的韦其麟，彝族的恩扎维基、吴琪拉达，白族的晓雪、张长，傣族的康朗甩、岩峰，朝鲜族的金哲、李旭、崔静渊，仫佬族的包玉堂，土家族的汪承栋等诗人就是他们中的代表，其中有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是“老诗人”，如蒙古族的毛依罕，更多地属于“青年诗人”行列。　　第二，“五四老诗人”的消隐。进入“当代”之后，“五四老诗人”们，由于诸多内外因素，他们的创作精力已不在诗歌上，有的干脆停笔。例外的是郭沫若，其创作势头与热情依然高涨，在“十七年”诗坛上依然有重要影响。四本诗选中郭沫若共人选新、旧体诗23首，占四本诗选诗歌总数的3.42%，也是四本诗选人选诗作*多的诗人。其他入选的“五四老诗人”寥若晨星，除田汉入选诗作3首外，其他如叶圣陶、冰心、王统照、汪静之等各只有1首诗作人选。尽管还有一些“五四老诗人”（如茅盾、老舍等）在《人民文学》《诗刊》等期刊发表诗作，但作为整体一代的“五四老诗人”，“他们的‘新诗诗人’的身份已不明显”①，部分诗人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有的或从事研究，或从事其他行业。这类诗人除了上述几人外，还包括曹禺、沈从文、废名、俞平伯、卞之琳、穆旦、萧乾等等。这也说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诗人队伍“改造”与“清理”的成效。　　另外，除了上述几类诗人作者外，还存在一群“超级作者”②，他们在“十七年”诗坛扮演着“特殊角色”。从1957年《诗刊》创刊号所发表毛泽东《旧体诗词十八首》以及《关于诗的一封信》开始，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如董必武、林伯渠、陈毅、叶剑英、郭沫若等都有新、旧诗作发表。这一群体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参与当时诗坛活动，解决诗人们不能解决的问题，如纸张供应、发行量的保证、诗歌讨论的*终“裁决”等等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