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论-2017年第2期

　　《中外文论（2017年第2期）》：　　不过，要充分发扬诗歌的现实功用性，还需采取一种更为贴合现实国情的途径，即赓续诗歌原本就有的歌咏传统。对此，梁在《诗话》的第54则、第77则、第78则、第97则、第119则、第120则、第137则、第184则等章节内容中，表达出一个非常明显的导向，那就是强调诗歌的音乐性。梁提出“音乐改良”，并对唱歌一科予以高度评价，一方面来说，是为了发挥诗歌的歌咏性质，如在第77则中指出，“中国乐学，发达尚早……前此凡有韵之文，半皆可以人乐者也。《诗》三百篇，皆为乐章尚也”，从发生学角度来看，诗歌是要吟唱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唐绝句、宋词、元曲等，都呈现出歌咏的形态。但是，对于本朝（即清代）的诗歌现状，梁却尖锐地批评道：“音律之学，士夫无复过问，而先王乐教，乃全委身诸教坊优伎之手矣。”在梁看来，这种诗、乐的分离，一方面失掉了诗歌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使得诗歌无法对国民教育产生影响，职是之故，梁诘难道：“若中国之词章家，则于国民岂有丝毫之影响耶？”没有现实作用的词章家，不过只是“社会之虱矣”。正因为诗歌失去了“歌诗之旨”，所以才招致了无补世运的弊端。可以说，梁在这里不仅对诗歌的衍生发展作了追溯，同时也对现实的诗歌状况提出了批评，更为重要的是，梁还提出了一种救弊之道。在梁启超看来，诗歌革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对音乐进行改良，“调和之以渊懿之风格，微妙之辞藻”，谱写出一些适用于今日时代，适用于今日之国民教育的军歌和校歌，接续歌诗的古老传统，进一步发挥诗歌的教育作用。据此，梁还以报刊《江苏》上的音乐改良为例，认为如《练兵》之歌：“操场十里闹盈盈，铜鼓喇叭一片声，龙旗飞动当中一座演武厅，小炮连声乓乓乓乓乓，大炮连声轰轰轰轰轰；横刀跃马绕场性战盔战甲色鲜明，骑兵炮兵工兵步兵辎重兵，齐齐整整来昕将军令，军令严明预备临‘大阵”等，乃是“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也”。　　关于如何对诗歌音乐进行改良，使其充分发挥出对于国民改造的现实意义，梁启超从两个方面作了针对性的说明。**，从内容上来说，中国目前面临“国权堕落”“道德堕落”的现实问题，要发挥诗歌改造国民品质的价值，就应该正视国衰民弱的社会现实，在诗歌内容中输入国家思想、权利观念以及尚武精神，发扬国民的蹈厉之气，“以道相规，以学相厉”，进而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举例言之，梁启超在《诗话》第54则中，提到黄遵宪的《出军歌》，认为军歌与“国运升沉相关”。在第119则中，梁提到岳飞的《满江红》、康有为的《演孔歌》以及他本人创作的《爱国歌》四章，另在第120则中，梁还以自创的《黄帝》四章为例，认为这些发挥传统爱国精神以及尚武精神的创作，对于国民精神的改造有重要的意义。第二，从形式上来说，梁强调要输入“渊懿之风格，微妙之辞藻”，实际上已经触及诗歌形式的改革问题。那么，如何进行具体的革新，使诗歌形式更适于国民改造的用处，梁在《诗话》120则指出，“盖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雅与俗的问题，早在1897年梁就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有所论及，他指出，“学者以觉天下为任”，所以应创作“觉世之文”而非“传世之文”。在梁看来，“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备至，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①尽管这里论的是文，而非诗，但其基本的价值立场却是相贯通的。同样，关于诗歌的雅、俗问题，梁在《诗话》第184则中亦有具体讨论，他指出要发挥诗歌之用，“雅乐与俗乐，二者亦不可偏废”。中国的底层社会正是由一些俗乐在发挥着“转移风化”的影响，俗乐是与下层民众贴得*为紧密的诗歌形式。梁这种强调上层士夫与俗乐结合的观念，本身就是一种新的适应时代的诗歌理念，体现出一种明显的价值论色彩。与此同时，梁还在诗歌实践策略上提出建议：一方面可以“参酌吾国雅、剧、俚三者而调和取裁之”，另一方面可借鉴日本改良唱歌的成功经验，尽可能地用浅显的文字来发挥诗歌的深意。正如在《诗话》第97则中曾志忞所言及的，“与其文也宁俗，与其曲也宁直，与其填砌也宁自然，与其高古也宁流利。”只有如此，才可能真正发挥出诗歌的教益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