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美学精神

　　《中华美学精神》：　　前面谈到的乐与礼的互补、乐与政治的联系，实际上都是围绕“和谐”这一基本母题展开的，“和谐”的观念从音乐领域产生以后，不仅仅只是对礼仪和社会政治层面有所渗透，它作为中国古代的基本艺术精神，在艺术领域中获得了*为充分的体现。概而言之，中国艺术的“和谐”之美具体表现为三种“追求”：追求与人心的和谐、追求与天地的和谐、追求与社会的和谐。　　首先，就与人心的和谐来说，中国艺术是一种重视情感、重视性灵的艺术。它对创作主体的要求非常严格，作品中展示出的深远的境界，往往与创作者的健全人格和诗意存在密不可分。所以，中国古代的文人非常注重自身内在的修为。欲求艺术水平的精进，先要锻炼和完善自己的素养。因此，对于古人来说，内在的和谐是艺术和谐的基石。在春秋时期，人们普遍将音乐看成塑造完美人格的工具，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是说通过诗歌进行启蒙，使人掌握基本的文化知识，认识鸟兽虫鱼，通过礼仪教育使人得以在社会上更好地生活，变成社会人。然而，有了基本的知识，懂得社会礼俗，仅仅是成为完善的人的基础。一个健全的人格，必须要接受艺术的熏陶，音乐恰是这种艺术熏陶的主要手段。因为，和谐而优美的音乐会对人的性情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久而久之，人性获得净化，这往往会成为艺术家创造出优秀作品的内在准备。这里，我们不由得联想到西方美学史上两个重要的美学家，一位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一位是古罗马的贺拉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系统地讨论了悲剧，并认为悲剧具有其他艺术不具备的功能——净化，其基本思路是当人们欣赏悲剧的时候，往往会联想到自身，进而产生或怜悯或恐惧的情绪，这个过程恰恰触碰到人心中*柔软的一部分，久而久之，会令人的精神境界得以提升。与亚里士多德类似，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了著名的“寓教于乐”的观点，说的是以让人容易接受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对受教育的对象施加影响。虽然，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的思想与本文所谈的“成于乐”，所凭借的艺术手段不同，而且也存在天然的文化鸿沟，但它们在基本的思路上是相通的，都看到了艺术对人性的潜在影响。心灵的净化、人性的完善为艺术中“和谐”之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追求与天地的和谐。“天地”在中国哲学、美学中是一个内容博大的概念，概而言之是指超越人们感知层面的某种自然规律。《周易》中有这样一段话：“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段话虽是针对理想的圣人人格来说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则也代表了中国人的某种整体性思维，“天人合一”的境界几乎成了做人、做事的共同追求，艺术当然也不例外。如果用《乐记》中提到的“与天地同和”的标准来审视整个中国艺术史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些熟悉的美学概念如情景、虚实、动静、形神、气韵、意境，就它们的本质来说，实际上都是在寻求一种与自然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