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美学的深度与宽度

《文学与美学的深度与宽度》：　　当然，作家艺术家在创作时的“志”，很可能是处在游动之中，转瞬即逝，或者不断改变，甚至会出现文学作品中人物故事违背作者的意图而发展的现象。然而，作家艺术家之“志”的存在，仍是理解作品艺术品的基础。　　“以意逆志”还强调一种接受者的主动性。读者和观众总是主动地走在这条回归之路上。接受者要有依照常识，设想作家艺术家意图的存在，从而以这种意图为支撑来理解作品。从作品背后看到人，看到人的行动，人的创造，以及人的喜怒哀乐。否则，作品就是不可理解的。　　不同时代和社会氛围中的人，不同教育和知识背景的人，不同个性、性别、年龄的人，对哈姆雷特这一历史上的文学人物的理解也不同。这是许多人爱说的意义的社会性，即作品随着时代发展获得新的意义。但是，除了这一点，还有读者和批评家的意向性，即是否尽其所能地去实现对哈姆雷特的真实理解。如果是，我们就可以将他们归成一类。读者和观众，即作品的接受者，都具有一种意向性。这种意向性，不仅仅是由接受者所具有的条件，即他们的个性、性别、年龄，甚至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所生活的时代所决定。更重要的是，这由他们对作品的理解持什么样的态度所决定的。是同情地理解，还是有意曲解，这由态度所决定。　　这种同情的理解，还要更进一步，要把作者对时代和环境的了解考虑进来。文学艺术品的接受，从根本上讲，还是人与人之间透过作品而实现的相互了解。孟子在说完了“以意逆志”的道理后，又接着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他的这段话，说出了一个对话关系，即作品的接受，是与作者的对话，并且，这是一种朋友的对话。这就是他著名的“知人论世”的观点。对于文学艺术作品，要持同情地理解的态度，而要实现这种同情的理解，就要“知人论世”。　　人与人的相互理解是否可能？如果我们抽象地谈论这个问题，可能没有什么意义。可能结果是这样，有人说是可能的，有人说不可能。他人即朋友，还是他人即地狱？这本身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所有的回答都是通过阐释附加上去的。但是，如果我们放在一个具体的情境中，就会说，有人是朋友，有人不是。为什么我们与有的人能相互理解，而与有的人则不能理解？原因不仅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同与不同，也在于理解的意愿。这种意愿，由接受的态度所决定，而隐藏在态度背后的，是立场、利益、欲望和个性。其实，对文学艺术作品的理解也是如此。　　从这里，我们可以再来谈论另一种情况，即没有理解意愿的对作品的阐释。批评家并不试图去理解作者，也不愿意预设作者的存在，并以此作为阐释的支点。他们所要做的事，是借助文学文本，特别是一些著名的文学文本，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是一种文学使用的情况。　　前面谈到中国春秋战国时在贵族间的社交和诸侯国之间外交中的《诗经》使用。这些使用，特别是《左传》中所记载的对《诗经》的使用，是这种阐释类型的很好的范例。当时的人引用《诗经》的句子，目的在于将他们的表达显得更加雅致，也更含蓄得体。他们的表达，常常不以阐释《诗经》为目的，甚至有时与《诗经》本身的内容无关。　　在现代社会中所出现的文学批评专业化的现象，也造成了类似的两种结果：一种是对有关作品的人与世，做出比非专业读者更为深入的研究；另一种是通过文学表达其他的意思，从而达到其他的目的。　　学者们对《红楼梦》的研究，既有严肃的人物和情节分析，也有作品所反映的时代和社会的分析。但是，也有人会借用文中的一两句话，说一点别的意思。刘姥姥进大观园借钱，王熙凤对她说：“大有大的难处。”此言就被人们当作哲理名言到处运用。富人有富人的难处，大官有大官的难处，大国也有大国的难处。哭穷婉拒求助，可说这句话；面对强敌给自己助威壮胆，也可用这句话。再如，评《水浒》，可以用来赞扬“逼上梁山”的正义性，也曾被用来批投降派。当代生活中，到处有运用对文学经典解读来表达意义，借助名著的权威在民众中赢得亲和感的现象。　　在理论家和批评家成为一种职业时，人们会倾向于扩张这一职业权力，任意赋予文学作品以意义。由此，故意曲解也成为一种文学批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