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科医生有话要说:神经病可不是精神病

　　★神经科到底看的是什么病 　　曾经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很牛的外科医生，就跟那部十分流行的美剧《实习医生格蕾》的女主角一样英姿飒爽、帅气逼人。 　　结果在进入医学院以后，我慢慢意识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会有差距的。我去外科轮转的时候，跟着带教老师上台，当时跟的**台手术就是胰腺肿瘤切除手术。现在想来胰腺肿瘤是多大的手术啊，五六个小时就那么连续保持着一个姿势不动，站得我差点儿没背过气去！ 　　直到轮转实习的*后一个月，我来到了神经内科，遇到了一位在我人生之路上起了巨大指导作用的老师。当得知我正在为保送研究生选择专业苦恼时，他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至今都令我印象深刻的话——“你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为什么不考虑选择神经内科呢？难道你不知道‘华山神内’在全中国的影响力吗？”就是这句话彻底改变了我的从业初衷。 　　很多朋友**次见我，在得知我的职业是医生以后，总会习惯性地问一句：“你是什么科的医生啊？看什么病？”以前，总觉得这样的一个问题对我而言比较难回答，因为一般人似乎不太可能完全理解神经内科是干什么的。后来被追问的次数多了，再遇上此类问题，我总是一脸坏笑着答道：“我是神经科的，专门看神经病呗！”然后对方就会一脸诡异，故意拖长声音夸张地说：“噢……神经病啊……”然后我常会继续追问一句：“你知道神经科是看啥病的么？”然后得到的回答多半是不怀好意的讪笑：“神经病嘛！” 　　对，的确是神经病。 　　其实神经疾病与精神疾病之间确实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这两者都是由于神经系统出了问题，神经系统的中枢就像司令部（比如大脑）。我们业内有句玩笑话说：“脑子有问题，不是神经病就是精神病。”但神经疾病与精神疾病又大有不同，神经疾病多是大脑器质性的问题，也就是属于真的有病；而精神疾病则大多是大脑意识领域出了问题，也就是患者自己不认为自己有病，属于更高层面上的问题。这些也是后来我在多年的临床实践过程中，慢慢琢磨出来的道理。 　　关于“神经病学的范畴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我将在书中为大家逐一揭晓。 　　现在如果再有人问我是什么科的，我会昂起头大声地回答：“我是学习脑科的！”国外有本科普书《大脑的奥秘》，写得很炫，卖得也很火——咱就是看大脑的，这回够酷了吧！ 　　★什么病容易夺去那些年轻、美丽的生命 　　那年我23岁，刚刚进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读研。 　　开始的几个星期，对于神经病学复杂的定向、定位、定性诊断完全摸不清思路，乃至被上级医生“夸奖”为“完全没有思路”。那时执业医师资格认定制度还没有出台，也还没有资格证书这种东西，研究生入科不久就要开始值班，3个月以后统一像被赶鸭子似的分配到急诊。真心不知道那时还属于“完全没有临床思路”的我，是怎么扛下那一夜夜漫长的急诊、夜班的。 　　有一天（记得那是我**次病房值班）临下班前，组里的同事差不多都走光了，我正在和会诊回来的师姐夜巡病房、查看交班记录，值班室的呼叫器响了。夜班护士小易在呼叫器里说：“来了个病人。” 　　我问：“严重吗？” 　　小易回答：“还行，你自己过来看看吧！” 　　还没有独立收治病患经验的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刚从外面跑完一圈儿会诊回来的师姐。她擦了擦脸颊边细小的汗珠，对我淡淡地说了句：“走吧。” 　　34号病床边坐着两个安静的年轻人——一个高瘦白净的男孩儿和一个文弱秀气的女孩儿。见我们走近，女孩儿把急诊室病历递了过来：“医生，他是病人。” 　　我看了一眼病历首页，上面写着年龄是28岁。职业一栏填着“中国科学院脑科学研究所博士”。看到这几个字，一股崇敬之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中科院一直是我想象中高手林立、秩序井然的神圣宝地，“做一名伟大的科学家”也是我从小时候起就常常挂在嘴边，却又遥不可及的崇高理想之一。 　　见师姐使了个“你先上”的眼色，我就开始询问男孩儿小亮（文中出现病人均为化名）的病情。女孩儿是小亮的女朋友，她说他前一阵刚刚做完实验研究，写完毕业论文。研究的结果很理想，论文也写得很漂亮，其中部分研究成果还引起了中科院领导的关注，并被推荐去申报了奖项。小亮也因此获得了导师的青睐，并被推荐毕业以后继续留在中科院脑科所工作。女孩儿是生物工程专业硕士毕业，也刚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工作，如果顺利，他们俩打算在不久之后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人生的航船正在扬帆，一切似乎都在顺利地进行着，未来在他们的憧憬之中慢慢变得明晰、美好起来。 　　可能是之前那段时间太拼命，在接连得到这么多好消息后，轻松下来的小亮反而激动得几天几夜都无法入睡。“那天是周末，他们所里还组织了球赛，”女孩儿说，“我让他歇歇别去了，结果他还是去了，他说自己是球队的主力。那天下午下了场大雨，估计他是淋坏了。” 　　淋雨回来的小亮觉得头痛，起初以为是感冒，吃了点儿药，并没有太在意。可是第二天早上醒来，小亮感觉头痛得更厉害了，眼睛看东西也出现了重影。一量体温，竟然烧到了39℃，然后就被女朋友逼着来看病。 　　一直以来小亮都十分优秀。他来自北方的一个小县城，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再到中科院，总是很努力，也一直都是父母和家人的骄傲。他的家境并不算富裕，父母用微薄的工资支持着他一路读到了博士。 　　“等我工作了，一定要好好孝敬我爸妈。”小亮笑着说。他的声音有些嘶哑，笑起来显得有点儿吃力，面颊部明显不对称。 　　“吃东西呛么？”我问。 　　“有点儿吧。”小亮说。 　　之后在师姐的指导下，我给他做了详细的体格检查，嘱咐小亮躺下休息，又安慰了两个年轻人几句，便打算和师姐一道回去写病历。 　　这时，女孩儿问我：“他的病要紧吗？” 　　“没事儿，我们这儿的神经科是*好的，你要有信心。”我冲她做了个“加油”的手势。 　　“谢谢！”女孩儿笑了。 　　回到值班室已经是下午5点40分了，师姐开始忙活着打电话订外卖，说是**次和我搭班，要请我吃饭。见我皱着眉、咬着笔杆在病历纸上胡乱写画着，师姐便问我对小亮病情的看法。我说：“貌似不太好办。” 　　“怎么个不好办？” 　　“视物模糊、面瘫、构音障碍，疑似出现病理反射，从体征上看范围很广，又全在脑干，整个发病过程很急，又发热又头痛，像是炎症。” 　　虽然是**次分析这么棘手的病例，在师姐面前，我还是笃定而积极地表述了看法。 　　“分析得不错啊，”师姐乐了，“一会儿咱先吃饭，吃完了准备挑灯夜战！” 　　“好！” 　　我们俩摊开送来的外卖开始狂吃，填饱肚子后又一起在灯下讨论着病例，直到深夜。 　　第二天早上查房时，上级医生为小亮定下了脑干脑炎的初步诊断。听到我景仰的主治医生黄老师说出和我在病历里相似的定位、定性诊断结果，我高兴地冲师姐眨了眨眼。现在的我属于略有思路，而不再是完全没有思路了。 　　治疗方面，黄老师打算给小亮用小剂量的激素，再辅以丙种球蛋白冲击疗法。查房结束后，黄老师让我和病人及家属谈谈丙种球蛋白的问题。 　　我对女孩儿说：“丙种球蛋白很贵。” 　　她问：“要多少钱？效果好吗？” 　　“一个疗程2万左右吧！丙种球蛋白的效果，会因个人体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我实事求是地说，“激素马上就可以用，但是你*好先问问他爸妈的意见。” 　　下午查房，女孩儿拉我到一边儿说：“小亮爸妈说了，只要能治好他的病，花多少钱都行。” 　　“好，明天就给他用药。”我说。 　　她轻轻说了声“好的”，末了又说：“你们要是有啥好药都给他用上吧，他爸妈就这么一个儿子，再穷也会救他的。” 　　后面几天，也许是丙种球蛋白和激素加脱水剂起了点儿作用，小亮的头痛和发热症状有了些缓解。但是头颅MRI（磁共振成像）结果显示，脑干上有些许异常信号。 　　“没错，应该是脑干脑炎。”黄老师胸有成竹。 　　我悄悄来到34号病床边，问小亮感觉怎样。 　　“好点儿了。”他笑着说。但是我觉得他的笑容似乎更僵硬了些。 　　“好好休息。”我安慰他说。 　　第五天早上查房，小亮说眼睛不舒服，我为他做了体格检查，发现他的眼球固定了。下午他女朋友跑来说，小亮感觉胸闷，透不过气。血气分析提示氧分压下降，师姐说：“复查个片子吧！” 　　复查结果显示脑干上高信号的东西变多了，如点点雪花一般。 　　“会不会是渗血？”我问。 　　黄老师嘱咐：“明天把激素停了吧！” 　　那天夜班的护士又是小易，我嘱咐她，要是小亮有什么变化，及时发消息给我。晚上11点多钟，小易给我发来了短信：“小亮突然血氧饱和度下降，意识不清，已插管。” 　　第六天查房的时候，小亮已经插着气管昏迷不醒了。女孩儿眼圈红红地说：“昨天晚上一下子就不好了。”望着病床上戴着呼吸机，胸廓随着机器频率规律起伏着的小亮，望着他那苍白的脸，我也很难过，但又不知道该怎样去安慰面前这个无助的女孩儿。 　　“告诉他父母了吗？”我问。 　　“嗯，他们下午应该就会赶来的。”她哽咽着说。 　　当天下午6点，小亮的父母赶了来，我向他们仔细说明了病情。这对老实本分的老人抹着眼泪说：“医生，你们看吧，该咋样就咋样，俺们也不懂。”那时我忽然觉得，之前我对小亮女朋友说的“没事，我们这儿的神经科是*好的”那句话，好像说得太乐观，也太早了。 　　后来，多年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作为一名身处临床一线的医生，永远都不要对你经手病人的病情进展表现得过于自信，而应当时刻注意各种潜藏的、可能的风险。 　　又过了几日，已经做了气管切开的小亮体温仍然在一路飙升，各种抗生素好像在他身上都失去了效果。小亮的父母话不多，一直都很沉默。 　　黄老师分析：“脑干脑炎往往要比普通的脑炎更加凶险。脑干体积虽然小，但却是整个大脑的中枢司令部，容不得半点儿差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