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献外译研究

一、引言：几个相关概念的界定 首先需要界定的一个概念是中央文献。依据贾毓玲的定义，中央文献是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和讲话，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主要文件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重要政策文件。由此引出第二个概念，即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不言而喻，中央文献对外翻译是指将这些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翻译成外国语言的工作。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不仅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工作，而且对它的研究也很有传统，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不仅对中央文献对外翻译实践具有指导意义，而且也丰富着一般的翻译理论研究。我们将对中央文献翻译的理论思考称为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这是我们需要明确的第三个概念。 中央文献对外翻译可以帮助世界了解中国，也可以向世界各国传播中国治国理政方面的有效方式和经验，为世界做出中国的贡献。在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事等方面的交往更加密切，中国近年来的发展令世界瞩目这样新的历史背景下，外国政要、媒体和民众更加渴望了解中国的发展，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也更显重要和不可或缺。与此相关联，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也日益深入和丰富，产生出许多值得借鉴的观点。例如，有观点认为，中央文献对外翻译首要的原则是要忠实原文；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和建立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新形势下用外国受众听得懂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也非常重要，因而在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中需要采用灵活的翻译策略。这样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似乎集中在对忠实与灵活的孰优孰劣以及为何优为何劣等问题的讨论上，使研究的视野局限于“忠实—灵活”之间，因而容易陷入一个无休止的讨论循环。 本文从话语研究的理论思想出发，从超学科的视角讨论话语研究与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主要是英译）研究之间展开对话的可行性，探索通过彼此将对方的逻辑和原理内化于自身而发展出新的中央文献英译研究范式的可能性。 我们看到，在致力于建立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过程中，学者对话语这个概念的理解和解读更为关注，这也对形成有价值的学术思想尤为重要。而建立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这一新形势也对中央文献翻译英译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样，话语研究与中央文献英译研究便在建立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形成了许多共同关注的研究课题，为我们在话语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中央文献英译研究的新范式提供了基础。我们将从讨论话语及话语研究开始探讨这一新的研究范式。 二、话语研究：后现代视阈下的语言学研究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术语，“话语”的使用频率在当下远远超过了“语言”这个术语。“话语”之所以成为学界的热词，一方面是由于当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出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对这些新问题的思考所致。就前者而言，当下世界政治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互联网技术日益发达，而科技创新与全球化飞速发展带给社会的不仅是生活的便捷，还有调节社会契约的那些传统手段的失灵且无从翻新。这些新的社会问题促使学者的思考不再关心研究对象是由什么构成的这样的问题，甚至不关心我们如何认识研究对象这样的问题，而是关心我们如何表述研究对象，语言如何呈现研究对象这样的问题。这些思考对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标准衡量一切事物，普遍认为一切有意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手段得到实验检验并获得确定答案的现代主义进行质疑，并且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建构作用，形成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论的转变。 然而，“语言”这个术语脱离不开它现代主义的思想根基。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现代语言学将语言作为研究的对象，为现代主义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语言学将语言作为客体进行研究，观察它的各个层面，发展出音系学、句法学、形态学、语义学等。在20世纪主流语言学的研究中，语言是与语言使用者分离的一个系统，也是与研究者无关的一个客体，这样的语言学研究为现代主义思想和科学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学者更加关注社会生活中的人如何表述社会事实这样的问题时，语言作为人们传情达意的交流工具，其与使用者分离的特性已不能体现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因此，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如福柯、德里达、布迪厄、哈贝马斯）把研究的对象转向话语，并提出一套关于话语的概念和理论。他们把话语提升到建构知识的首要位置，认为知识是由话语生成的，同时话语又通过对知识的运用来控制社会实践。在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中，话语对社会实践的控制体现出权力在知识话语建构中的重要性。 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一些接受过现代语言学训练的语言学家（如范代克、沃达克）也把研究的重点转向话语，并发展出话语研究的语言学范式，如批评话语分析。在批评话语分析者看来，话语首先是语言运用，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实际运用的语言，但更重要的是与语言运用相关联的社会因素，是人们运用语言的方式和制约人们运用这些语言方式的社会规约。观察社会生活可以看到人们依据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交流目的，依托不同的机构，选择使用不同的词汇、句式、体裁、模式来传递信息、参与实践、构建身份、再现事实。这些社会实践构成了批评话语分析中的话语概念。话语与权力及意识形态等概念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使得话语与语言的概念产生了本质的区别。如果说语言是语言使用者用来交流思想的工具，因而与使用者可以分开，那么，话语和语言使用者就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话语即是语言使用者，而语言使用者（身份、价值取向、意图、与交流者的关系等）便镶嵌在他使用的话语之中。换言之，语言使用者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他所依托的机构属性以及与其他交流者的关系全部体现在他的话语之中。 广义上的福柯式话语研究以及狭义的作为话语研究语言学范式的批评话语分析在对话语概念的解读上体现出后现代主义思想。这包括话语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意义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个意义的形成是相对的，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而且形成后也并非不可变化；话语是一个权力斗争的场所，不同利益集团通过所掌握的话语资源和话语手段参与建构意义的社会实践，处于主导地位的一方会利用话语维持现状，处于非主导地位的一方也会利用话语争取主导地位。话语的这些后现代主义思想特征对翻译研究是有借鉴和启发意义的。 三、话语研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翻译研究的许多理论，如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格特的关联翻译理论对认识翻译的内在规律都有所帮助。也有一些理论，如以勒菲弗尔为代表的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理论考察意识形态、经济状况、赞助机构及其社会地位等多种来自翻译本身之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提出“翻译即是改写”的命题，认为任何改写无论动机如何都源自某种意识形态并且用某种方式操纵翻译在某个社会中发挥作用。沿着这一思路从话语研究的视角看翻译研究，可以发现以上讨论的一些话语研究的思想特征亦体现在对译文、译者和翻译过程的认识上面。 首先，从话语研究的理论思想出发，译文被认为是一部译者再创作的作品，它可以趋于完美，但并非绝对忠实反映原作者的创作意图。这一方面是因为译者对原作者概念在理解上存在不确定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出自己的意图。就前者而言，译者源语和目标语的水平、语言风格、所受当时历史环境的影响甚至是受教育的背景都可能使译者对原文中的一些概念在理解上产生偏颇。就后者而言，译者的价值取向以及对翻译目的的强调都可以影响翻译。极端的情况是译者操纵译本为一定的社会政治目的服务。因此，翻译研究中对译文的评判不再产生简单和客观的结果，相反因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被突显出来，对译文的评判也充满了话语层面的斗争，体现出各种意识形态力量的角逐。 其次，从话语研究的理论思想出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被进一步认识。译者不再被认为是一个介于两种语言之间的一个中立的、科学客观的转码器，而是一个有思想、有自身价值取向和翻译意图的社会人。随着后现代主义关于话语的认识日益为学者所接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的主观能动作用也越来越受到翻译研究学者的关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选择性、知识上的创造性以及他的社会参与性越来越得到认可。正如提莫志克和根茨勒所指出的，对于源文中哪些部分需要在译文中进行调换，哪些部分必须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不断地做出选择，而这些选择对源文本来说是一种有倾向的再现。这种有倾向的再现不应被认为是缺陷和不足，或被认为不应存在于翻译之中。这是翻译本身所无法回避和摆脱的问题，无论是否明显，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已清楚地将翻译从中立的地位解放出来，赋予了它有立场、有目的的特征。 *后，从话语研究的理论思想出发，翻译过程可以被认为具有动态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是译者参与的社会实践。作为一个过程，翻译“涉及语篇的产出者与语篇的接受者之间意义的协调”，是“译者做出决定的各种程序”。从后现代主义阐释学派来看，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一切翻译皆为解释。不论是从译者选择的角度定义翻译过程还是从翻译皆为解释的角度定义翻译，都表明翻译过程不是一个静止和确定的过程，而是一个动态和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过程。基于此认识，田海龙将翻译过程看作是译者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社会实践，是译者通过自己的翻译活动将某些结构性的可能因素变成具体的社会事件活动。译者的身份就如同社会活动的参与者。社会活动的参与者（如政治家）通过自己的政治话语（如演讲）来参与社会实践，或建构自己的身份，或再现已发生的事件。译者也是通过自己的翻译话语（如译文）来参与社会实践，在译文中通过选择的特定文体构建自己的身份，通过选择的特定词汇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并体现话语的意识形态意义。 基于话语研究的理论思想重新认识译文、译者和翻译过程，对于丰富中央文献英译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十分必要。这不仅可以使研究者摆脱忠实和灵活二元对立的困境，还可以使中央文献英译研究在理论上寻求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在实践上更加推崇取决于语境的、具有个性化的翻译策略。 四、中央文献英译研究的新范式 中央文献英译的重要不仅表明它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如可以向西方介绍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增强外界对中国发展的理解，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际认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同时也表明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学术领域。就中央文献翻译研究而言，有两种观点受到关注。一种观点认为，中央文献翻译应该首先遵循忠实和准确的原则。例如，王弄笙曾强调中央文献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均有准确的定义，译文必须确切无误地反映原文。不能偏离原意，更不能曲解原意。”甚至有学者强调“政治文章涉及国家大政方针、基本政策等，稍一疏忽，后果严重”。与这种观点不同，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央文献翻译在忠实原文的同时要尽可能采用译入语的习惯用法灵活翻译文献的内容。例如，孟威提倡“用世界的语言讲中国的故事……要把‘讲故事’和‘讲道理’结合起来……要善用生动地表述，而不是照本宣科、僵化地宣教”。赵祥云更是明确地表明要在正确理解原文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的翻译方法及受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在中央文献英译研究实践中，对于忠实与灵活这两个翻译原则而言，并非是以舍弃其中任何一个作为代价来坚持另一个。而更趋于一致的观点是将中央文献英译的准确性与灵活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但这种结合是一种有侧重的结合。参考程镇球和王弄笙的观点，或许可以认为20世纪初的中央文献翻译研究更注重对原文的忠实，而近年的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则更多地倾向于在翻译中采取一些灵活的翻译策略。例如，赵祥云通过考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英译，发现翻译策略上体现出“尽量用目的语读者愿意听、听得进的表达形式来讲好中国故事”的特征。作者还通过引用习近平关于“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的论述，说明总书记的讲话对中央文献翻译的启迪意义在于“为了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翻译工作者在正确理解原文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的翻译方法，采用受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