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道与出仕:共同体理论视野下的先秦儒家

　　《传道与出仕：共同体理论视野下的先秦儒家》：　　在上文，基于家庭血缘伦理，我们分析了“家”文化与精神对于处理私领域事务的有效性，以及其在应对公领域事务时所出现的种种不足与困境。鉴于家庭血缘伦理对于儒家人物早年生活的深切影响，他们在处理公领域事务的时候，其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往往带有浓厚的情感性和伦理体验性。故而，在处理公领域事务的时候，一旦这些事务与血缘伦理情感相纠缠，儒家在处理的过程中就很难避免地陷入伦理困境当中，从而*终呈现出对“家”精神与文化的依归。　　为了更好地呈现儒家的这种伦理困境以及在立场上倾向于对“家”精神与文化的依归之特质，在这一部分我们主要以“亲亲相隐”这一在当今学界仍然争讼不已的案例为对象进行必要的阐述。　　关于“亲亲相隐”与“直躬证父”的故事，在文献中屡次出现，诸如《论语·子路》、《庄子·盗跖》、《韩非子·五蠹》、《吕氏春秋·当务》、《淮南子·泛论》，等等。这说明，这一问题自先秦始便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由此亦彰显了血缘亲情维护与社会公义伸张之间存在的张力与复杂性。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说，鉴于先秦时期政治与伦理之间的纠缠，致使这两者之间在价值、功能及边界等方面呈现出含混不清、相互杂糅的历史特点，由此也“充分说明了孔孟儒家正视这一基本事实-人间社会不存在绝对的‘情’或绝对的‘理’，而是存在大量普遍道德原则与具体行为相‘冲突’的情况。”或许我们还可以谨慎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儒家在传统社会尤其是先秦时期，存在着血缘亲情与社会公义相“冲突”的现象是必然的。　　如果我们上述结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在当时的社会历史和思维认知条件下，尤其是在公、私领域于价值、功能及边界等方面仍处于含混不清、相互杂糅的历史状态下，要想彻底超脱血缘亲情伦理而完全公平、正义地去处理关涉公领域的事务，无疑是以今人之思维与眼光来要求古人。当今学界的争论，代表性的意见主要可以化约为两种情况：一是有些学者在学术立场上倾向于“现代化”，往往不顾其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主观地将“亲亲相隐”事件从中抽离出来，而以今责古，这种诠解方式自然因过于“现代”而失之平实可信；二是有些学者对于儒家的认知与定位或多或少地持有完美主义的立场，往往有将儒家思想理论视为绝对真理的情形，似乎不能有些许的不足与缺陷，这并不符合思想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态势与特点，同样不可取。②可以说，学界对于“亲亲相隐”的论争，多多少少带有立场之争的色彩，故而梁涛等学者提倡“超越立场，回归学理”，是有价值与意义的。　　具体到“亲亲相隐”事件，学者们对其的辨析大到学问立场、血缘伦理亲情与社会公义之间的关系，小到关键语词的训诂，等等。大的方面，上文已有阐述，囿于《传道与出仕：共同体理论视野下的先秦儒家》的问题意识与写作方向，本章不予展开讨论，我们只考察一下学界对关键语词的考辨。在事关《论语·子路》“亲亲相隐”的语句当中，学者们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直”和“隐”上。关于“隐”，除了字形本身以外，学界主要辨析的是其字义。也就是说，“隐”字到底是主动袒护和隐瞒，还是强调具有一定消极意义的“语言上的自我‘不作为’（沉默）”，而关于“直”，学者们的争论主要还不在于字形、字义的考辨上，而在于对“直”思想在层面上的理解问题。关于“直”，是解释为“中心之情”、“情感的真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