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学院课程系列,1984说真话的勇气: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2)

1984年2月15日 **课时 忘记自我的危险—苏格拉底拒绝干预政治—梭伦面对庇西特拉图—苏格拉底的精灵—死亡的危险：阿尔吉努萨伊（Arginuses）战役中的将军们和萨拉米斯的莱昂（Léon de Salamine）的故事—德尔斐神谕—苏格拉底对神谕的回答：核实和调查—任务的对象：人们对自身的关心—苏格拉底说真话的顽强—真正意义上伦理“直言”的出现—苏格拉底之死的传说从道德上建立了对自身的关心。 在上次提到政治“直言”的危机、至少是政治体制作为直言可能出现的场所的危机后，我今天想开始研究伦理场域的直言，以及说真话的实践，而想这么做显然就得从苏格拉底出发，他当然是宁可直面死亡也不愿放弃说真话的人，但他不会在讲坛上、议会里、民众面前行使说真话的权利，不加掩饰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苏格拉底是有勇气说真话的人，能为了说真话接受死亡的风险，但只是在反讽提问中实践对内心的拷问。 [自]伦理场域的直言与政治直言分离[之后]，就与后者形成对立，为了研究伦理场域直言的建立，我想谈谈两篇文章。**篇出自《申辩篇》：在这篇名作中，苏格拉底说，之所以他没打算在城邦里承担政治角色，那是因为一旦他从政，就可能面临死亡。 后一小时我们会读第二篇文章，[出自]《斐多篇》（Phédon）——是苏格拉底著名的临终遗言，要求他的门徒以还债的形式，给阿斯克勒庇俄斯（Esculape ）献上一只公鸡，[当他]托付这项献祭[时]，补充说：想着啊，别忘了，别疏忽。两千年来，任何哲学史家、评论家即便对此感兴趣，也从未加以解释或阐述。杜梅齐尔（Dumézil）分析的正是这一篇，我认为在上次推荐你们读的那本书中，他找到了答案。不管怎样，在这两篇文章之间（**篇是《申辩篇》，苏格拉底说：我没有“从政过”（我们今天的说法），我没有走到讲坛上，因为如果我这么做，很可能就死了；在第二篇中，苏格拉底愉快地接受了死亡，要求以公鸡的形式给神灵还债），说真话涵盖了整个苏格拉底之死的传说，该传说处于说真话及其招致的死亡风险的关系中。这就是我想跟你们讲的问题，要加以探讨。 首先是《申辩篇》。我首先要提到一个观点，现在暂时搁置留待后用。是[关于]《申辩篇》的头几行。至少柏拉图是这么讲的：苏格拉底的话属于司法性话语，像所有好的同类话语那样，不管怎样他开头就是一大堆辩护词，[这么说]：我的对手们在撒谎，我说的是真话 。因为这是在法院里面对指控者时，能说的*少的话。我的对手们在撒谎，我说的是真话。第二点，苏格拉底说：我的对手们善于言辞（deinoi legein） ，而我则相反，他说，我说话简单直接，毫无技巧和准备。这还是传统主题。而他也补充——这在此种话语中也不算稀奇：他们善于言辞，而我说话简单直接。何况他们如此能言善辩，以至于他们希望让大家相信，能言善辩的人是我。他们这么说正是在撒谎：我，我不善言辞 。如果在这种修辞形式中，在这种完全传统的司法话语表达形式中，他没加入某个概念的话——苏格拉底说：我的对手们在撒谎，他们能言善辩，如此善于言辞以至于到了几乎让我“忘记自己是谁”——因为他们（hup’autôn），我几乎忘记了自己（emautou epelathomên） ，这话就根本不值得详细分析。如果你们愿意，我希望我们能够记住这一观点，它有点儿像留待后用的松鼠存粮，以便对我们之后提到的那个人致敬。我只希望你们能够记住的是，对手们、其他人说话方面的灵活熟练，能够让人忘记自我。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能够从反面推理出对面的相关命题。如果能言善辩导致忘记自我，那么说话简洁、毫无准备和修饰、直接的真话，因而是“直言”的真话，会把我们引向我们自身的真相。 第二点我也希望提请你们注意，被称为苏格拉底之死的传说的，一系列文章可被归作一起，包括《申辩篇》（诉讼）、《克里托篇》（Criton）（苏格拉底和克里托在监狱中对可能越狱的讨论）以及《斐多篇》（记述苏格拉底的*后时刻），开头提到在整个传说中都很重要的东西：忘记自我的风险。从开头（“他们差点儿让我忘记自己”）到结尾应该加以评论的（“别忘了我”） ，整个传说探讨的就是自我的真相和忘记自我之间的关系。在此影响下会上演对苏格拉底的诉讼、苏格拉底对可能出逃和可能获救的讨论，以及*后苏格拉底之死。我们暂时就此作罢，把这一观点留待后用。 现在我想着手刚才提到的那篇文章，出自《申辩篇》31c，问题是：应该从政吗？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什么苏格拉底，他没有从政呢？刚刚就在这一段之前，苏格拉底解释了为什么他去找雅典公民们，为什么他要管这些事（我们以后还会分析），为什么他要照管他们（“在每个人身边扮演父兄的角色” ）。因此他像父兄那样照管雅典人。说了这话后很快，他就反驳自己如下：但是，“为什么，不吝惜在这里那里针对每个人提出我的建议、差不多什么事情都管的同时”，我却不敢公开地（dêmosia），在民众面前对他们讲话（anaibainôn eis to plêthos：从严格意义上讲，走上讲坛以便对民众讲话），给城邦提建议（sumbouleuein tê polei） 呢？又一次用了技术性的词。Sumboulein，是议会、城邦讨论机关的术语。为什么我不敢公开地走上讲坛，参与城市、城邦的决策呢？ 一项政治角色，某人起身站立，和民众说话，参与城邦事务的讨论，讨论这一问题显然提到了本应该给“直言”留出空间的民主体制的图景。苏格拉底提到的，就是这个可能的政治直言者形象，不顾危险，无视威胁，愿意为了城邦的利益而站起来。他可能会冒着死亡的风险，说出真话。这里我们可以回顾在古希腊文学中经常被讲到的，梭伦的故事、举动和态度。在亚里士多德的《雅典人宪法》第14章 、普鲁塔克的《梭伦生平》 和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ène Laërce） 的著作中都能找到。雅典人正失去自由，因为庇西特拉图树立个人权威，开始以自己之名行使对雅典人的绝对权力，行使所谓的专制，在这一时刻，见证了年轻的庇西特拉图上位的老梭伦，决定来到公民大会。庇西特拉图通过给自己配备个人卫队，公开了其行使专制的意图，这是希腊城邦公民传统的夺权手段：在身边聚集一支个人卫队。针对这一事件，梭伦来到公民大会。他作为普通雅典公民来到议会，但穿甲带盾，通过这一举动表明了正在上演的一幕，庇西特拉图给自己安排一支个人卫队，将公民视作敌人，而他有朝一日会与之斗争。如果君主表现出运作一项军事权力，以武力威胁其他公民，那么[反过来]很正常，公民会全副武装地前来。因此梭伦穿甲带盾地来到公民大会。他要批评公民大会刚批准庇西特拉图为自己配备个人卫队，梭伦对同胞们说：“我比那些没明白庇西特拉图不良居心的人们要聪明，比那些明白了却因害怕而保持沉默的人要勇敢。” 这里你们看到梭伦的双重直言：对庇西特拉图的直言，因为他通过[完成]穿甲带盾、全副武装来到公民大会的举动，[由此]表明庇西特拉图正在做的事情。他揭示了正在上演一幕的真相，同时对公民大会发起真话，批评那些没明白的人，也批评那些明白了却保持沉默的[人]。梭伦正相反，他要说话。梭伦说出揭示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真话，批评了同胞们之后，公民大会却回答说梭伦实际上正在发疯（mainesthai）。梭伦反驳道：“如果我疯了，你们过一段时间就会知道，[……]那时真相将会大白。” 此处你们有一个很确切、很典型的例子，当然是由果溯因建构起来的实践“直言”的例子。 苏格拉底不愿担当的正是这种直言实践，他不愿扮演的就是这一角色。他不敢公开地走到民众面前，为城邦提建议。苏格拉底不会成为梭伦。而问题是，苏格拉底如何解释下列事实：他不会成为梭伦，不会到讲坛上去，不会公开地（dêmosia）说出真话。苏格拉底给出的不扮演这一角色的理由很有名。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来自神灵或魔鬼，时不时会听到，对他说话，在他正要这么做或者本来能这么做的时候，这个声音从不给予他正面意见，从不对他说应该做什么，[而是]不时被他听见，不让他做某事。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就是这样的事。为什么这个声音被他听见呢？为的就是不让他从政。他像父兄般照管公民们，这个声音却不让他以政治的形式去照管他们。这一禁令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信号？为什么这个声音不让苏格拉底实践政治上的直言，而此时他本来能赋予其真话这种形式、这一场景和这一目的？ 针对这些问题，苏格拉底列出一些考虑，乍一看，可能会以为它们太简单,纯粹是为了解释这一禁令，或者说只是解释魔鬼的声音发给他的这个负面信号。这一表面上的解释，就是民主直言的不良运作，或者更一般地说，政治直言的不良运作，在牵扯到政治体制时，想要实实在在,充分彻底地扮演“直言”的角色，人们就会感到无能为力。为什么呢？很简单就得归因于所冒的风险。这便是我打算认真思考的 :“如果早先我投身政治，那么我估计已经死了很久了 。”你们是否记得，上次给你们读过的这段话。苏格拉底补充道：“噢，听到我对你们说真话，请不要生气[米歇尔?福柯：真话是：如果我当年从政，我可能就死了]：哪怕是因为他出于高贵的理由，勇敢地反对过一丁点儿事，可能是反对你们，也可能是反对整个公民大会，哪怕是因为他努力阻止过城邦中一丁点儿非正义和非法的行为，那么没有任何人能够免于一死。” 如果我们很快地读这段话，情况就很清楚：我没有从政，为什么？因为如果我当年从政，如果走过来对你们说话、说真话，那么你们可能就把我处死了，就像你们处死所有其他人一样，那些人曾勇敢地试图阻止城邦内非正义和非法的行为。只不过我们要看得更加仔细，尤其得看苏格拉底给出的例子和解释。其实，为了支持这一断言——在公民大会对民众说真话时，或者仅仅在想要笼统而直接地照顾城邦利益时，会冒有死亡的危险，苏格拉底给出的例子很奇怪，同时还自相矛盾，因为它们既是例证又是反驳 。 说这些是例证，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可以看到政治体制，不管是民主的、专制的还是寡头的，都阻止或试图阻止那些为主持正义或合法性而说真话的人。但这些也同时是反驳，因为可以看到，恰恰苏格拉底在其援引的两个非常具体的案例中，没有接受这一要挟和威胁。他直面了这两种情况，愿意冒死亡的风险。事情是这样的。当我们希望在民主制度游戏中说真话时，确实会置身死亡的风险中，苏格拉底借鉴自身经历和生活，给出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事情发生在公元前406年，根据轮流执政规则，苏格拉底当了执政官——这并非某种个人行为，并非苏格拉底本人主动找麻烦，而是他所在的部落轮到行使执政权了。此时刚开始了一个诉讼，起诉阿尔吉努萨伊（Arginuses）战役中打胜仗的雅典将军们，出于很多原因没在获胜后收拾尸体——这在当时既属于亵渎行为，也是一种有点可怕的政治举动。我们暂不详细解释。因而在公民大会中，有人提交了对阿尔吉努萨伊之战将军们的申诉。那么苏格拉底做了什么呢？“只有我这个执政官同你们作对，阻止你们违反法律，只有我投了反对票 。”事实上公民大会还是给阿尔吉努萨伊之战的将军们判了刑，将军们被处决，千真万确。尽管整个公民大会都赞成判刑，苏格拉底说：我“投了反对票”。“那些[赞成处决将军们的；米歇尔?福柯]演说家声称准备起诉我、逮捕我，而你们[指雅典民众；米歇尔?福柯]还叫嚷着鼓励他们这么干，但这都是徒劳；我认为我的义务是站在法律和正义一边，无视危险，而不是因为害怕坐牢、被处死，和你们串通一气，迎合你们的意愿。” 这里有个例子很好地证明，在民主中要想说真话，捍卫正义和法律，就得冒死亡的风险。但在指出确实存在这种风险的同时，苏格拉底也表明实际上他直面了风险，扮演了典型的政治直言者的角色。的确，直言是危险的，但苏格拉底也确实具有勇气直面直言的风险。他有勇气去说话，有勇气在公民大会前给出反对意见，而公民大会试图让他闭嘴，追捕他，可能会惩罚他。 在这个带悖论色彩的例子（证明民主中的直言是危险的，但也是苏格拉底接受这一风险的例证）之后，苏格拉底从雅典历史的另一阶段，从另一种政治体制中，又援引了一个例子。他援引的是一个持续较短的时期，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人处于30人寡头的统治下，这是一个专制而血腥的政府。苏格拉底表示，在一个专制、寡头的制度中，说真话会和在民主制中同样危险。但他同时也指出，这对他来说没有区别，以及他是如何冒险说真话的。他提到，当时那30个专制者想要逮捕一个叫萨拉米斯的莱昂（Léon de Salamine）的公民，但其实此人被冤枉了。30个专制者要求4个公民去逮捕这个人。苏格拉底被指派到这4人之列。其他3人都去逮捕萨拉米斯的莱昂[米歇尔?福柯：苏格拉底提醒他的指控者们说]：“在这一情况下，我不是通过言辞而是通过行动（ou logô all’ergô）表示，我视死如归（emoi thanatou melei oud’hotioun；我提醒你们注意melei [这个表达法]，经常会碰到；米歇尔?福柯），但我希望不为非作歹也不犯神，这是我首先考虑的[米歇尔?福柯：再次用到melei：toutou de to pan melei]。” 一个既相对又相反的例子。说相反是因为此时处于贵族、寡头政体中；说相对是因为在这个体制中，“直言”也不可能实现，但苏格拉底以同样的方式接受了风险。你们看到问题是怎样的。苏格拉底刚才说：为什么说到照管公民，我却从没管过，不愿意公开地（dêmosia，公开地，走到讲坛上去）照管他们呢？因为这么做的话我会死。他给出了例子证明其实尽管危险，他还是接受了危险和死亡，那么他怎么能又为了解释其态度而这么说呢？能否说在这样的条件下，不良政治运作导致直言者所冒的死亡的危险，说真话可能面对的死亡，是苏格拉底没有投身政治舞台、从未在民众面前讲话的真实理由？为了彰显真相和正义，他两次（民主制和寡头制下）都接受了死亡的危险；在这篇正在上演的《申辩篇》中，他恰恰就在解释并将会用整篇文章解释，他不畏死亡；他怎么能够这么说：我没有从政，因为如果从政我可能就死了。问题是：这些危险能否成为他有所克制的真实理由？问题的答案既是肯定又是否定的。显然是否定，我坚持认为如此，并非因为畏惧死亡、逃避死亡，苏格拉底才放弃了从政。但也可以说：是肯定的，正因为这些危险他才有所克制，但并不是怕死，而是如果他当年从政死了，就不能为自己和雅典人效力 ，文章里就是这么说的。苏格拉底没有愿意以政治直言的形式说真话，原因不是畏惧死亡，不是出于个人及其死亡的关系考虑。不是这种个人关系，而是某种有用性关系，某种牵扯到他本人和雅典人的关系，这层有用的、正面的、会带来益处的关系才作为真实理由解释了：政治体制给真话施加的威胁阻止了苏格拉底以政治形式说真话。魔鬼的声音通过负面信号、通过呼喊，要劝告苏格拉底的正是：小心，别死。并不是说死亡是应该避免的痛苦，而是苏格拉底死了，就不能做正面的事。不能对他人和自己，建立某种宝贵、有用而有益的关系。因此这一魔鬼的声音，在苏格拉底本该走到公民大会前去时，让他离开了致死的政治，这一信号的结果或者功能是，合理地保护苏格拉底去完成这一正面任务，履行他接受的责任。 这里指的是神交给苏格拉底的任务：防范政治上的无用风险。不要忘记（后面我们会回到这一点上来），整个苏格拉底之死的传说都被打上了一些神灵干预的印记。这就是神灵干预，在苏格拉底可能实践政治直言的时候将其中断：神灵干预保护的究竟是怎样的任务呢？整个《申辩篇》或者至少其**部分，都在界定、描述这项有益的任务，应该得到保证使苏格拉底免于一死。该任务就是行使、实践说真话，应用某种说真话的模式，这种模式和政治舞台上有生存空间的说真话模式不同。那个声音向苏格拉底传达了这一嘱托，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他远离了以政治形式说真话的可能，该声音标志着在政治上说真话的对面，建立起另一种说真话，即哲学上说真话：你不是梭伦，你应该是苏格拉底。魔鬼的声音指出，相对于政治上的说真话，这另一种说真话实践的本质上、根本（fondamentale）而基本（fondatrice）的区别，那么这种说真话实践是什么呢？《申辩篇》**部分整篇都在讲这个，我认为可以用三个时刻，勾勒出另一种说真话，苏格拉底如此小心地吝惜这种说真话。 说真话的**时刻，位于和神灵的关系、和阿波罗的关系以及和预言的关系中。你们看到，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苏格拉底的朋友凯勒丰（Chéréphon）去问德尔斐的神：哪个希腊人比苏格拉底更博学？你们知道，这个问题并非由苏格拉底提出，神的答案是：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博学 。当然和神所作的一切答复一样，这个回答是谜一样的，得到答案的人永远都不会很确定真的明白了与否。苏格拉底就没有明白。和（几乎）所有听到这些来自神灵的谜一样话语的人一样，苏格拉底自问：Ti pote legei ho theos （神说了什么，遮遮掩掩地：ainittetai ）。但应该马上指出，在神灵遵循惯例给出谜一样的答复后，苏格拉底自问这个传统的问题以找寻神所说的意思，他并没有给自己找一个可谓阐释性的方法。他没有努力去破解隐于其下的意思，没有试图去猜测神所说的话。苏格拉底解释了此时所做的事，非常有趣。他说：凯勒丰问题的答案传到我这里，我不明白，就问自己：神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就开始寻找。这里用的词是zêtein （你们会找到zêtêsis这个词） 。他开始寻找，而又一次，寻找不是为了阐释、破译。不是要给神可能想表达的意思加注解，神可能以预言的形式、半真半假的话语形式隐藏了他的意思。苏格拉底着力寻找的[目的]是，弄清楚神谕说的是不是真话 ？苏格拉底想证明神谕的内容，坚持要对其予以核实。他用一个典型而重要的词，指出寻找（zêtêsis）的模式。就是elegkhein ，意思是：责备、反对、询问、讯问某人，反对某人说的话，以便弄清楚所说的话是否站得住脚。某种意义上说，对其提出争议。因此苏格拉底不会阐释神谕，而是要对神谕提出争议，加以讨论，予以反对，以便弄清楚它是不是真的。正是为了核实神谕而不是要阐释它，苏格拉底将会四处游历，经历一个过程（古希腊文是“planê”） ，才*终知道预言是否真的无懈可击（anelegktos） ，以及是否真是建立在真相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