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1975-不正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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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米歇尔·福柯著钱翰陈晓径译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类榜单：哲学/宗教

分类：哲学/宗教 > 哲学 > 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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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ISBN：9787208155084
装帧：简裝本
册数：暂无
重量：暂无
开本：32开
页数：452
出版时间：2018-11-01
条形码：9787208155084 ; 978-7-208-15508-4

本书特色

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福柯一以贯之的批判精神，对现存秩序和知识体系的质疑。福柯以一种小心翼翼的自我控制、自我约束的方法，尽可能地站在“边缘”对“中心”发动批判。

内容简介

本书根据1976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演讲而整理。书中，福柯为我你勾勒出“不正常的人”的谱系。“不正常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他到底从何而来，他在历史上的祖先是谁？我们依据什么判断人的不正常呢？正常和不正常的标准来自何处?福柯在演讲中提出了这些问题，并且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

前言

　译者的话
　　“不正常的人”的谱系
　　从1971 年到1984 年，除了1977 年休假，福柯在法兰西学院进行了十三次讲课。教席的名称是：思想体系史（Histoire des systèmes de pensée）。这十三次演讲将由瑟依和伽利玛出版社根据录音和其他资料整理出版。法国在1997 年至2001 年分别出版了《必须保卫社会》、《不正常的人》和《主体性与真相》，可能还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全部出齐，中国的译本也将紧跟法国的出版步伐。我们期待着福柯的演讲集全部出齐以后，对于这位20 世纪法国*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世界学术界和思想界，包括中国会有更加深刻的研究和认识。
　　1975 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不正常的人》（Les Anormaux）为我们勾勒出了“不正常的”人的谱系。“不正常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进入日常生活，他到底从何而来，他在历史上的祖先是谁？我们依据什么判断人的不正常呢？正常和不正常的标准来自何处？福柯在演讲中提出了这些问题，并且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
　　福柯认为“不正常的人”有三个源头，他们由历史上的三种人转变而来：“畸形人”（monstre）、“需要改造的个人”（individu à corriger）和“手淫的儿童”（enfant masturbateur）。这三种人本身出现的时间是不一样的，畸形人的历史*为悠久，在古罗马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与一般人的理解不同，在福柯眼中，畸形人的概念主要是一个法律概念而不完全是生物学或医学的概念，畸形人之所以被分离出来，当作单独的一个范畴，是因为他对法律提出了挑战，构成了法律的障碍。福柯是这样解释其观点的：我们，包括古代人不认为有某些残疾的人是畸形，例如瘸子、聋子或瞎子，虽然他们在生理上或形体上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和正常人不一样，但他们不是畸形。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法律上都有确定的地位，他们虽然不符合自然的规律，但是法律预见到了这种现象，法律在处理他们的时候没有根本的困难。然而，畸形则“是法律的极限”，畸形在法律之外，是法律所没有预见到的，因此这个自然的混乱引起了法律的混乱。一个双体人，或者阴阳同体的人严重地违背了法律，法律无法容纳这些罕见的现象，“然而，虽然是违法（可以说是原始天然状态下的违法），但它在法律那一边却没有引起法律的回应……它即使完全违反了法律，也使法律悄然无息”。畸形对法律提出了许多令人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对宗教法来说，“是否应当为一个有人的身体和动物的脑袋，或者有动物的身体和人的脑袋的个体进行洗礼”，这类问题在教会中引起许多没有任何*终结果的争论。对世俗法律来说，畸形同样使法律陷入困境，曾经有两个连体兄弟，其中一个犯了罪，问题是如果处死一个，另一个也会死掉，如果让那个无辜的活着，就必须让另一个也活着。这样，畸形人就被当作对社会的某种威胁分离成一个单独的范畴。后来人们对畸形生理的关注变成对畸形行为的关注，精神病学把这种行为编码为社会的危险。
　　第二种人，“需要改造的人”出现在17 世纪和18 世纪。如果说畸形人的参照范围是自然和社会这样宏观的背景，那么需要改造的人的参照背景则小得多，他出现在权力的纪律装置发挥作用的地方：家庭、车间、街道、教堂、警察局等。当17 世纪和18 世纪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时候，人们需要用纪律对个人从肉体、行为和能力上加以训练，以使他们符合经济的需要，这时，某些桀骜不驯的人显现出来，他们不服从管教，拒绝纪律的要求。*后，他们被纪律或改造机关宣布为“不可改造的人”（individu incorrigeable），然而，面对不可改造的人所采取的措施就是进行改造，这个悖论使权力机关把“不可改造的人”或“需要改造的人”纳入不正常的人的范畴。但是福柯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深入地继续研究下去，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第三种人，“手淫的儿童”，这是福柯另一个重点分析的对象。对儿童手淫的重视出现得很晚，但是其前史却很长。随着基督教忏悔技术的不断变化以及神学院的出现，手淫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在18 世纪，反手淫的运动从英国发端，接着是德国，然后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发展起来，而且这场运动所针对的儿童都是资产阶级或者说中上层社会家庭中的儿童。对于当时的社会和医学来说，儿童的手淫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主要是一个生理学和医学的问题。儿童的手淫会导致一系列的疾病：痨病、衰竭、脑炎、阳痿，直至死亡。换一种说法，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曾经手淫，那么他在成年以后所得的一切疾病都可能是童年时手淫的结果。手淫成了对儿童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的*大威胁，危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于是，反手淫的运动通过社会运动在家庭中展开，并且通过医学的介入，使家庭完成了一个医学化过程。从此，医学知识和权力开始把家庭作为自己运转的领地。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福柯对来自马尔库塞的压抑理论进行了批评，根据压抑理论，人的身体本来是快乐的器官（organe de plaisir），社会为了工业化生产的需要对人的快乐的身体进行压抑，从而把他训练成为性能的工具（instrument de performance）。针对这种理论，福柯提出了两点反驳。**，为什么对性的压抑仅仅只针对儿童的手淫，而不是针对真正有劳动力的成人的性呢？第二，为什么仅仅针对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而不是针对所有的儿童呢？其实，福柯在下一年度名为《必须保卫社会》的课程中，提出了对整个性压抑假说的经济学理论的批评，如果说对性的压抑可以提高工人的劳动力，符合经济利益的要求，那么同样，宣扬性、鼓励性，会导致更多廉价劳动力的产生，降低生产成本。因此，福柯反对这种推理性的整体理论，而要在权力具体的运行中寻找历史的真实面目。
　　实际上，福柯认为真正重要的不是儿童的性，而是对儿童的性进行干预的权力系统，这个系统制造出儿童手淫的神话，通过这个神话对儿童的身体和家庭的组织进行投资和干预。也就是说，在建构手淫儿童的危险的时候，真正的赌注不是儿童的身体，而是家庭的组织，是家庭的医学化，是医学和精神病学的权力和知识在家庭中的运转。在这一过程中，医学和精神病学都扩张了它们的势力范围，获取了新的对象和新的知识。这三种人在19 世纪终于合流了，他们被建构为“不正常的人”，这种人是法律、教育、医学，尤其是精神病学的知识和权力的对象，这些机构共同承担起保卫社会的责任，对付来自不正常的人的危险。这是一种新种族主义，与传统的种族主义不同，受歧视和隔离的对象不是在血统上被贬低的人，而是在精神上、在生理上被贬低的人。而纳粹主义所做的不过是把这两种种族主义结合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在20 世纪30 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德国，受到歧视和虐待的不仅仅是犹太人，还有各式各样不正常的人：畸形人、同性恋者、残疾人、精神病人，等等。
　　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福柯一以贯之的批判精神，对现存秩序和知识体系的质疑。实际上，不正常的人并没有因为纳粹的失败而销声匿迹，他仍然是一系列权力技术和知识的对象。当精神病医生出现在法庭上做鉴定时，在细致入微的分析之中，历史发展中的动力和各方面的战略就逐渐清晰地还原在我们面前。福柯所要做的，与其说是建立学科史的体系，不如说是制造“谱系学的碎片”。a 因此，我们看到，福柯方法*大的特点不是雄心勃勃地建立一种分析历史的新方法，而是一种小心翼翼的自我控制、自我约束。这种自律使他与建构性的、体系化的思想保持距离，从而能够尽可能地站在“边缘”对“中心”发动批判。
　　然而，福柯的思想也并不总是无懈可击，其分析有时候也会让人产生疑虑。比如说，关于权力的控制，福柯提出了两种模式，即“麻风病模式”和“鼠疫模式”，前者是排斥的模式，后者则是容纳的模式。在中世纪，人们把麻风病人驱逐出生活的共同体，对于他们的基本反应是排斥。在17 世纪以前对乞丐、流浪汉、游手好闲的人，当时所采取的措施同样也是驱逐和排斥。然而，对付鼠疫的方法则完全不同，人们并不进行驱逐和排斥，而是对鼠疫流行的城市进行严格的分区控制，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把监视的目光落到每一个人的头上，这种权力运作模式基本上是18 世纪以后西方社会权力运作的基本模式。福柯在提出和分析这两种模式的时候，竭力不提及采用这两种权力模式的原因，尽可能把它们当作偶然的现象，当作权力发展史中的一次断裂，但是，如果仔细看一看麻风病和鼠疫这两种传染病的根本不同，我们也许就可以弄明白为什么针对它们所采取的措施完全不同。实际上，麻风病是一种慢性传染病，得病的人通常还有相当长的寿命，而鼠疫是一种烈性的传染病，得病的人会马上死掉，而且鼠疫传染具有暴发性和时间持续短的特征。因此我们看到，至少针对麻风病人来说，进行分区控制是根本不可能的，几十年上百年的分区控制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性；而对于鼠疫来说，排斥则毫无意义，染上鼠疫基本上就意味着死亡，自然本身这时已经在染鼠疫的人和没有染上的人之间进行了绝对的划分。我们看到，被福柯加以对照的两种模式其实是不对称的，在对麻风病的控制中，被驱逐和排斥的是麻风病人，而在对鼠疫的控制中，被监视的重点是健康人或者说是有可能染病的健康人，实际上，一旦发现染病的人，那么就必须介入，也就是说把病人和健康人隔离。因此，我们看到这两种权力运作模式不像福柯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截然对立的根本的断裂。相反，我们可以在疾病本身中寻找到某种原因。当然，福柯可以辩解说，他所坚持的方法就是外部分析，不理睬任何内部的逻辑。虽然如此，这么一个如此简单就能找到的原因，被福柯有意地忽略，不能不削弱其分析的说服力。
　　总的来说，福柯对权力的理解和我们原来的理解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权力是自在自为的，它并不为了什么，也不是另一种利益的工具，权力，它就在那里，作用在你的身体之上。我们只有充分地理解权力，才能尽可能地摆脱它的桎梏，获得自由和解放。
　　钱翰
　　前言
　　米歇尔·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授课记录的出版工作由本书开始。
　　除了休假的1977 年，米歇尔· 福柯从1970 年12 月至1984 年6 月去世，一直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授课。其教席名为：“思想体系史”（Histoire des systèmes de pensée）。
　　这一教席由法兰西学院教授委员会根据于勒· 于伊曼（Jules Vuillemin）的建议，创立于1969 年11 月30 日，以替代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直到其辞世所担任的“哲学思想史”教席。1970 年4 月12 日，该委员会选举米歇尔·福柯持有这一新教席。当时他43 岁。
　　1970 年12 月2 日，米歇尔·福柯讲授**堂课。a 法兰西学院的教学要遵守一些特别规定。教师们每年必须教授26 个小时课程（其中*多一半可以是研讨班形式b）。他们每年都须展示一个新的研究，以迫使他们每次都更新其教学内容。课程和研讨班的参与完全是自由的，既不需要学籍注册，也不颁发文凭证书。并且教授什么都不管。c 在法兰西学院的用语中，人们说教授们没有学生只有听众。
　　米歇尔· 福柯的课程开设在一月初到五月末的每个星期三。众多的听课者动用了法兰西学院的两个阶梯教室，他们包括学生、教师、研究人员，好奇者，其中还有许多外国人。米歇尔·福柯曾经常抱怨他和“听众”之间的距离以及课程形式所导致的交流很少。d 他渴望研讨班这种真正集体工作的场合。他为此做过不同的尝试。*后几年，在课程结束后，他花费很长的时间来回答听众的问题。
　　1975 年，《新观察家》周刊的记者热拉尔· 帕迪让（Gérard Petitjean）这样描述课堂气氛：“当福柯快速走入教室，雷厉风行，就像某人一头扎入水里，他挤过人群，坐到椅子上，推开录音机，放下讲稿，脱下外套，打开台灯开始讲课，一秒也不耽误。扩音器传出响亮、有力的声音，这是大厅里唯一的现代工具，从仿大理石的灯罩发出的光使教室不太明亮。教室有300 个座位，挤了500 人，没有一点空地……没有任何演说效果，（授课）清晰并且效率高。没有一点即兴发挥。福柯每年有12 个小时在公共课堂上解释他在上一年研究工作的意义。因此他精炼到*大程度并且加以补充，就像写信之人到稿纸*后一页时仍意犹未尽。19 时15 分，福柯结束讲课。学生们匆忙走向讲台。不是为了与其交流，而是关掉各自的录音机。没有提问，在嘈杂的人群中，福柯是孤独的。”对此，福柯谈道：“应当能够探讨我所讲的。有几次，当课讲得不太好时，不需要太多，只需一个问题就可以重新改变状况。但是这样的问题从没有出现过。在法国，群体效应使一切真正的探讨变得不可能。因为没有反馈渠道，授课被戏剧化了。我和那里的人们是表演者或杂技演员与观众的关系。当我讲话完毕，就有一种完全的孤独感……”
　　米歇尔·福柯像一名研究者一样从事教学：探索未来的著作，开拓诸多问题化领域，这更像是对将来可能的研究者发出的邀请。因此，法兰西学院的课程并不复述已出版的著作。这些课程并不是初稿，尽管著作和课程的论题可能是相同的。这些课程有自己的地位，属于在福柯实施的全部“哲学活动”中的一个特殊话语机制。福柯在其中特别地展开了一种知识/ 权力关系谱系学的提纲，并依据这个提纲，从1970 年起，他开始思考其工作——这与之前他所掌控的诸话语形态之考古学的提纲相对照。
　　课程在现实中同样具有作用。来上课的听众并不仅仅被一周接一周建立起来的叙事所吸引，也不仅仅因为受到严密阐述的诱惑，他们同样可以从中找到对现实的想法。米歇尔·福柯的艺术在于用历史诊断现实。他会讲到尼采或者亚里士多德，讲到19 世纪的精神病学鉴定或者基督教牧师守则，听众总能从中得到关于当下现实和同时代事件的阐发。福柯在课堂上的特有能力在于博学、个人介入和对事件研究这三者之间精妙的交错呼应。
　　20 世纪70 年代，磁带录音技术得到发展和完善，米歇尔·福柯的教室很快采用它。课程（以及一些研讨课）的内容因此被保存下来。
　　这次出版采用米歇尔·福柯公开的讲授内容作为参照，并*大可能地将其逐字记录。我们希望可以按照原样成书。但是从口头到书面的转换需要编者的介入，至少需要标点和分段。原则一直都是*大可能地与实际所讲课程一致。
　　当有必要时，重复和反复讲述部分会被删除，断裂的句子会被重新连上，并且错误的句法结构会被修正。
　　省略号表示录音无法听认。当句子模糊不清时，在括号（）中用连接词或附加成分表示。
　　页脚的星号表示米歇尔·福柯所采用的注释与课上所讲的相比有含义上的差别。
　　全部引用都被核对过，所涉及的参考文献也已标明。校勘仅局限于澄清含混之处，阐明暗示和确定校勘之处。
　　为了方便阅读，每课之前都配有简短的提要来指出重要关联。
　　课程内容之后附有曾在《法兰西学院年鉴》发表过的课程概要。米歇尔·福柯通常在6 月份编写，即在课程结束之前的某段时间。对他来说，这是回顾式地指出“课程”意图和目的的机会。它构成了*好的“课程”简介。
　　每本书结束时都有编者负责说明“授课情况简介”：其目的是介绍给读者一些作者生平、思想和政治上的背景基础知识，将本课程置于已出版著作中并且指出其所使用的资料汇编（corpus）中的地位，以利于理解和避免由于遗忘授课情境所可能导致的误解。
　　通过法兰西学院的这次编辑出版，米歇尔·福柯“工作”新的一面得以面世。
　　确切地说，这并不是未发表作品的出版，因为这次出版再现了米歇尔·福柯公开的讲话。在其所用的书写载体之外，这个讲话很值得研究。米歇尔·福柯笔记的拥有者达尼埃尔·德福尔允许编者查阅了笔记。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这次法兰西学院课程的出版经由米歇尔·福柯的继承人授权，他们希望此次出版能够在无可争议的严肃性中满足法国和国外的苛刻要求。编者们努力不辜负他们给予的信任。
　　弗朗索瓦·艾华德（Fran.ois Ewald）
　　阿莱桑德罗·冯塔纳（Allessandro Fontana）

1 译者的话 “不正常的人”的谱系
1 前言
3 1975 年1 月8 日
刑事精神病学鉴定——它属于何种话语？——真理话语和使人发笑的话语——18 世纪刑法中的法定证据——改革者——内心确信原则——减轻情节——真理与正义之间的关系——权力机制中的怪诞——犯罪的心理学—伦理对偶——鉴定指出个人如何在犯罪之前就表现出会这样犯罪——规范化权力的出现
38 1975 年1 月15 日
疯癫与犯罪——邪恶与纯洁——危险的人——精神病学鉴定人只可能是于布王式人物——精神病学的认识论水准与它在法医鉴定中的退化——医学权力与司法权力之间争端的结束——鉴定与不正常的人—— 对退化概念的批评——对麻风病人的排斥与对鼠疫病人的容纳——权力的积极技术（technologies positives）的发明——符合规范的人和病态的人（pathologique）
68 1975年1月22日
三个形象构建了不正常的领域：畸形人；需要改造的个人；手淫的儿童——性器官畸形的人使畸形人和性心理不正常的人相通——三种形象的发展史——这三种形象历史重要性的翻转——畸形人的法律概念——关于畸形人的神圣的胚胎学和法律—生物理论——连体兄弟——阴阳人（hermaphrodite）：次要的情况——玛丽· 勒玛尔西斯（Marie lemarcis）事件——安娜·葛朗让（anne grandjean）事件
101 1975年1月29日
道德的畸形——古典法律中的犯罪——酷刑的宏大场景——权力机制的转变——惩罚权力仪式性运用的消失——论犯罪的病理学本质——政治畸形——畸形的夫妇：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雅各宾派（暴政）和反雅各宾派（起义的人民）文学中的畸形——乱伦和吃人
137 1975年2月5日
吃人妖魔的国家——从畸形到不正常的人——犯罪精神病学的三个奠基的大畸形——围绕缺乏利益这个概念的医学权力和司法权力——制度化的精神病学作为公共卫生的专门化分支和社会保护的特殊领域——疯癫被编码为社会危险——无理由的犯罪和精神病学创立的历程——昂里埃特·科尼耶案件——本能的发现
172 1975年2月12日
本能作为无利益和无法惩罚的犯罪的可理解性框架——从本能的问题化出发，精神病学知识和权力的扩张——1838 年的法律以及精神病学在公共安全领域中要求扮演的角色——精神病学和行政的控制，家庭对精神病学的要求，在个人之间建立精神病学—政治的区分器——自觉和不自觉，本能和自动性的轴线——症状学领域的爆发——精神病学成为关于不正常的人的科学和技术——不正常的人：一个重大的干预领域
209 1975年2月19日
不正常这个领域被性的问题穿越——基督教过去的坦白（aveu）仪式——从事先规定的忏悔到赎罪的圣事——教士守则的发展——路易·阿贝尔（louis Habert）的“赎罪圣事的实践”以及夏尔·博罗梅奥（Charles Borromée）的“对忏悔导师的指示”——从忏悔到精神指导——生活在忏悔中的双重话语过滤器——特伦托公会议（concile de Trente）之后的坦白——第六条戒律：皮埃尔·米拉尔（Pierre Milhard）和路易·阿贝尔的提问模式——在赎罪和精神实践内部出现快乐的和欲望的肉体
252 1975年2月26日
新的审查程序：把身体贬低为肉体，并通过肉体使身体产生犯罪感——良心指导，天主教神秘主义的发展和着魔（possession）现象——着魔和巫术之间的区分——鲁顿（loudun）的着魔——惊厥作为着魔的女人身体中的战斗的可见的和形体的形式——着魔者的问题及其惊厥没有被纳入疾病的历史——反惊厥：忏悔和良心指导的风格的调整；向医学的求助；向17 世纪的纪律和教育系统的求助——惊厥作为精神疾病的神经病学的模式
292 1975年3月5日
在关于肉体的基督教话语和性心理病理学之间的手淫问题——手淫体质化（somatisation）的三种形式——童年被指定承担病理学的责任——青春期以前的手淫和成人的诱惑：来自外部的过错——家庭空间和控制的新组织：取消中介，家长的身体直接作用于儿童的身体——家庭文化的变迁——新家庭的医学化和儿童向基督教的忏悔技术的继承者医生进行坦白——为了防止手淫而采用的固定肢体的方法，对儿童造成的医学折磨——单细胞家庭（famille cellulaire）的建构，它负责儿童的身体和生活—— 自然教育和国家教育
336 1975 年3 月12 日
使关于乱伦的精神分析理论（危险来自儿童的欲望）被市民家庭接受的东西——城市无产阶级的规范化和工人家庭的*优化安排（危险来自父亲和兄弟）—— 两种乱伦理论——不正常的人的既往史：精神病学— 法律的结合和精神病学—家庭的结合——关于性的提问方式和针对其不规则的分析——本能和性的孪生理论作为精神病学的认识论—政治任务——在性心理病理学的源头（海因里希· 卡恩）——从本能和性幻想的历史出发的疯癫的病因学——士兵贝尔特朗（Bertrand）事件
369 1975 年3 月19 日
一个混合的形象：畸形、手淫者和无法被教育规范体系接受的人——夏尔· 茹伊（Charles Rouy）事件和与新的控制和权力系统连接在一起的家庭——儿童作为精神病学知识和权力普遍化的历史条件——幼儿的精神病学化和一种关于正常和不正常行为的科学的建构——19世纪下半叶的精神病学理论的宏大建构——精神病学和种族主义；精神病学和保卫社会
409 课程概要
419 授课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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