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人类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全2册)

　　《文学人类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套装上下册）/高校学报精品文库》：　　为什么会有普泛性呢？这是我们出的第三个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大，因为所有的原有学科都是在西方现代性制度上建构起来的，像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学等，所有这些都是随着时代需要新建构出来的。中国古代有自己的学问那就是经学。你可以用今天学科模式套成文史哲，都可以套，但是古代甚至哲学的名称都没有。所以今天的哲学界探讨的*前沿的问题叫中国有没有“philosophy”，如果有，你是不是能把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套在老子、孔子身上，这就是中国的哲学吗？这个问题是非常尖锐的，是不是所有在西方受了一些哲学史的训练，回来把这些哲学话语套用在从先秦诸子到二程理学的脉络中，这就是中国哲学史吗？可见这个问题中带有根本性的发问。　　同样，从事文学人类学研究也希望能够有一些根本性的发问。到底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我提交本会的论文希望提供一个解读的示例。中国古人所说的“文”跟今天说的写文章相差是非常遥远，后者是晚出的概念。中国*早的圣人们斤阱的“文”，就是孑L子所向往的“郁郁乎文哉”那个“文”，跟写作文章毫无关系，跟文字都没有关系，他主要讲的是那一套礼乐典章制度，包括旗、铃、钟鼓和玉礼器等，就是在萨满领袖身上看到的这一切标志物，那才是*早的文。我的论文要探讨这样一种“文”的由来，副标题叫作“中华文明探源的人类学视角”，在会议手册上印的是“民族志和神话学的视角”，简化一下，实际上都可以包括在人类学之中。文中讲到圣人发生的谱系和根。先秦思想史上儒家、道家是截然对立的，但是在一点上又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推崇圣人。中国人汉族传统中或者叫华夏传统中对神圣的看法都集中在圣人或者圣王的崇奉上。儒家就不用说了，孔子说了一句“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作为理想，圣排在仁的前面。儒学研究总是把仁当做**概念，看来是有所偏倾。到《文心雕龙》开始“征圣”，这才把*本原的东西找出来，因为“圣”是在“仁”之前就出现的，它是更重要的概念。那么古汉语中的“圣”到底是什么意思？繁体字一写就明白了（聖），一边是耳朵一边是口，跟咱们今天说的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全可以对接上。这跟书写文字没有关系。后来在孔子以下的时代，书写逐渐普及到民间，才有了这些竹简、木简书。可见，平民用文字写作是相当晚的事情。孔子所追奉的这个圣人的传统叫作“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实际上是要效法四代的圣王。可是虞夏商西周四代都不可能有平民百姓书写文章或书籍的条件。　　于是乎，对“文”的探源就成为在文字记载之外对文明的探源。我国在20世纪的末期有一个*重大的项目叫“夏商周断代工程”，在20世纪末结束了。有赞扬也有批评，在海外有不少质疑之声。21世纪又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参与的学者来自考古学界，也有历史学、化学、天文学等。其自然科学倾向比较重，而文学和人类学、民俗学方面没有参与，造成了学科视角的缺失。为什么说人类学或者神话学应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呢？因为人类学在西方是跟考古学结合在一起的，而我国，一般而言，学人类学的不大讲考古，学考古的不大讲人类学。这就是我们学术体制上存在的一个差异吧。一个文明探源这样的系统工程能够脱离人类学和人文阐释吗？　　上古文明的历史记忆是围绕着圣人这个核心建构起出一套叙事。圣人到底指的是什么人呢？为什么口和耳之间“通”了就能成为圣？我们所说的第二重证据提供了非常生动的实例。就在郭店出土的竹简书中“圣”字和声音的“声”字是通假字，也就是说这两个字是可以互换使用的。为什么说圣跟书写没有关系呢？什么人能够达到圣？古书的注解说：“圣，声也”，也有的说“圣，通也”。什么跟什么通？应该就是“人算不如天算”那样一种通识能力。古人是非常希望知道“天算”的，靠谁来算？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算，必须是找部落中有特异能力的那一类人，咱们或者叫萨满，或者就是卡斯塔尼达要拜倒在他们脚下的那些印第安巫师长们。他们是主管天人、天神之间沟通的，所以这一类的人物就是*早的圣人。因为礼乐制度都是靠他们建立和传承的。甚至是一些盲人，根本不可能有阅读和书写的能力，跟荷马是一样的，听觉能力和口头表达高度发达。西方的民族志诗学要寻找在文本背后歌唱的荷马，其代表著叫《故事的歌手》，什么意思呢？完全被今天的现代性的书写制度遮蔽住的、真正的文学本原都在那里。我在2005年本学会第二届年会提交的论文是解读《论语》**句话“学而时习之”的，就讲这一句话。什么是“学”，什么是“习”？完全都是典型的口传文化的概念。被书写文化遮蔽、然后变成经以后.反而把孔子自己变成了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