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第3版)/陆贵山/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第3版）/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围绕文艺主体性问题的困惑、探索与论争，始终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尽管“主体性”是在新时期以后才成为人们普遍重视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的，但在百年文论发展过程中，主体性问题始终是人们所关注的。　　众所周知，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是以“人”的发现和个性主义的张扬为显著标志的。以鲁迅、茅盾、郭沫若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们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潮流，出于现实变革的历史要求，提出了以文学启蒙人生、革除国民性中的“劣根性”、塑造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形象的创作理念。他们大力引进西方的文学理论并使之与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想相融合，不仅奉献出一大批足以彪炳史册的优秀作品，而且初步建构了总体上比较适合现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如对“写实文学”的强调，对“人的文学”的倡导，对作为封建道统的附庸而阻碍社会进步的传统文艺观念的彻底反拨等，使得20世纪的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建设开始具有鲜明的现代品格。　　从“革命文学”开始，文学的发展与社会革命的结合日益密切，文艺为革命政治服务的功利主义逐渐成为文学理论的主流。由于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的规定，革命文艺理论家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而较多地强调民族的、阶级的、群体的历史创造性，忽略了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人类解放与个性解放的内在一致性。这样一种文学观念必然导致创作和作品在描写人的丰富个性和充分实现作家的主体性等方面受到局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弘扬文艺的政治本质和政治功能，使得文学艺术在革命战争的特定历史语境下发挥了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拯救人民于水火的重大作用，显然是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的。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左的错误观念的指导，我国迟迟没有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坚持革命战争状态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面对已经进入和平发展时期这种变化了的新的历史环境，文艺界的领导人过于偏执和悖谬地继续强化“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革命功利主义的文艺思想。这种带有专制性、强制性和排他性的文艺观念与文艺政策的独尊和权威，酿成了20世纪50年代对胡风的文艺主体论思想的粗暴批判。　　文艺创作的主体性理论是胡风文艺思想的核心。胡风强调文学创作中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批评了以茅盾、周扬为代表的“再现论”文艺观和以创造社的主要成员为代表的“表现论”文艺观，另辟蹊径，倡导一种体验性的现实主义的文艺观。他既强调文艺对生活的依存关系，要求文艺忠实于现实生活，审视普通大众“精神奴役的创伤”，揭露、剖析国民的弱点和劣根性，又强调创作主体的能动作用，要求作家发扬“主观战斗精神”去“体验”和“化合”生活，通过与对象的“拥抱”、“肉搏”，达到主、客体相互“交融”，以实现创作主体的“自我扩张”，*终通过主体与客体的“相生相克”的复杂过程完成现实主义的创作。这些关于文艺主体性的理论观点无疑有着一定的合理的思想内核和学术价值。胡风的文艺主体性理论的叙述方式虽然可能带有某些与众不同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痕迹，但绝不能归结和上纲上线为反现实主义，它只不过是对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反拨。　　对胡风包含着真理因素的文艺主体性理论的严酷的政治裁决，导致文学的主体性问题变成了人们不敢涉足的理论禁区，造成在文艺创作上对不同的艺术风格、艺术个性的漠视和对思想统一的过分要求，在文艺题材的选择上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不尊重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在文艺批评上则一味地强调阶级意识和群体意识，不允许各种不同的批评范式、批评理论、批评实践的合法存在。所有这些弊端，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极左思潮的大肆泛滥，曾经被五四运动扫荡过的封建专制主义死灰复燃，对神性的迷狂和崇拜成为一种深层的价值轴心，支配着人们的精神想象，抹杀了人的感性的自由本性。“神性时代”对人的主体性的异化和反动，给人们造成了沉重的精神创伤，成为几代人心灵中难以抹去的梦魇。文学艺术完全沦为“四人帮”实施政治阴谋的舆论工具，被极度政治化了的新古典主义和禁欲主义泛滥成灾。“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和“高、大、全”的创作模式制造了一批批人格化了的“神”。文艺作品中人物形象沦为极左路线的传声筒，尽管这些人物形象头上罩着“革命”的灵光圈，嘴里喊的都是大公无私、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口号，实质上却表现出一种愚昧的信仰、无知的狂热、盲目的崇拜和对未来的虔诚而又空洞的追求。这是以貌似肯定的方式对人的主体意识的亵渎和践踏，是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的政治群体和政治集团的主体性的恶性发作和狂热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