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马上朝廷

从乾隆十六年起，皇帝开始南巡——他后来一度把“南巡”与“西师”当作毕生的两件大事（尽管我们有不同看法）——同时，开始了乾隆朝**拨的文字狱。 出于“怀柔”的目的，为体现崇文重道，乾隆帝在**次南巡时把殿本的二十二史、十三经等分别赠给南京的钟山书院、苏州的紫阳书院、杭州的敷文书院。当四库馆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竣工之后，又因“江浙为人文渊薮”，在第六次南巡时令将其一部存放于镇江文宗阁，一部存放于扬州文汇阁，一部存放在杭州文澜阁。另外四部均放在政治中心——北京皇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盛京皇宫的文溯阁，以及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足见他对江浙地区的重视。 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召见并选拔一些读书人或中试后并未得到安置者为官，也是南巡的目的之一。乾隆帝曾以“海塘得失策”为题考试被召见者。乾隆晚期所重用的督抚孙士毅，就是第三次南巡时挑选出来的。而从南巡中六次祭祀明太祖陵、三次到山东祭祀先师庙、两次谒孔林、三次谒苏州文庙以及祭泰山、祀禹陵、谒禹庙、谒少昊陵、祭周公庙、祭祀孟子、临幸宋代名臣范仲淹的高义园等一系列崇文重道的活动中，皆可看出他的良苦用心。 不过，南巡还有一个为今人忽视的目标，即它是精心组织的，沿着清初战争的路线，意在通过这种具有威胁性的方法，提醒南方汉人注意清人的强势武力。 南巡的筹备属于“旗人事务”，汉人一般不得参与。它完全按照围猎的规制来安排，行则不断举行各种军事活动，停则居住在营帐之中。不但皇帝把自己塑造为一个马上皇帝，还命令八旗将领不得乘轿，只能骑马。它一路展示“马上治天下”的“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用以对抗汉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以满族的意识形态，对抗儒家观念，把“内亚”的色彩注入帝国政治。据说在皇帝的南巡御制诗中，“策马”“马上”等词语不断出现，《即事》一诗中写道：“因思陆贾有名言，马上治之却又可。” 这才是清代南巡的战略目标，它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一种主动积极的政治态度，尽管乾隆帝处处表现了对汉人文化精粹的迷恋和倾心（包括展示皇帝个人的学术造诣和才华）。《南巡秘记》评此为：“其稽古右文，有明以来，七百年间无此盛轨。” 南巡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一直有着多种的看法，但本书想强调的，是乾隆帝在“回复三代”暨粮政方面的努力失败以后，希望通过南巡确定一个新的行动目标。 可惜的是，皇祖并不是那么好学的。不过，乾隆皇帝的这一目的虽未能实现，却顺势有意无意地把政治的重心做了重大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