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脉:康熙帝与避暑山庄(普通本)

引论：清初景观的历史思考
如今从北京乘火车朝东北方向行进，你很快就穿越了人口密集的城区和郊区，进入位于首都和内蒙古之间的山脉。几个小时后你就到了承德—— 一个人口不到50万的地级市，按照当代中国的标准，它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城市。然而，在18世纪，它是整个帝国的重要权力中心，清朝宫廷每年约有半年时间移居此处。这里有*大的宫殿和园林的综合体—— 避暑山庄。如今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世界文化遗产”和受游客青睐的重要景点，避暑山庄三百年的历史被提炼成一种包含爱国主义、旅游观光和学术研究的多元化风景，有时它们是互相重叠的，有时是彼此交织的。经历了修复、重建和重塑，这个空间既是永恒的，又具有相当明确的时间性。这个宫苑目前试图呈现的视野主要包括乾隆皇帝（1735―1796在位）时期的皇家荣耀，几十甚至几百年间的发展、衰落和重构都被压缩成了一些精选出来的历史瞬间。
跟别的历史没有什么不同，这些历史瞬间只能在回顾中呈现。园林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王朝命运的象征，它们的兴衰反映了一个政权不可避免的短暂性。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清朝与各种外来势力极具戏剧性的交锋中，山庄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1737―1806）拒绝给乾隆皇帝叩头的著名事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逃离北京的咸丰皇帝（1850―1861在位）的驾崩。鉴于这些事件，这座帝国的园林似乎特别适合充当一个帝国的时间框架。乾隆皇帝当政是这番叙事中引人入胜的高潮，清朝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内留下了他统治时期难以计数的文献和物证，尽管他不是那个时期唯一的清朝统治者。所谓“大清盛世”还包括康熙年间（1662―1722）、雍正年间（1723―1735），有时也包括嘉庆年间（1796―1820），但是历史叙述和治史传统经常将“清朝”和“乾隆朝”互相混淆。
清朝景观的历史常常反映出这种模糊不清的情况。我们通常用来描绘清朝的地理形态（geobody），代表了帝国*为辽阔的疆域，那是在18世纪末乾隆时期达到的。乾隆虽然不是清朝**个园林建造者，却是建设*多的，而且他在建造新的皇家园林时，彻底改变了原有的皇家园林设施。他继承了祖父康熙和父亲雍正的避暑山庄。乾隆的父亲雍正更喜欢待在北京，在他短暂的统治期间从不北上。乾隆在其整个统治期间对避暑山庄的大力开发，改变了园林宫殿人工营造环境的体验，也改变了其基本设计方向。如果仅仅透过乾隆对山庄的愿景来看待，设想在近一个世纪的改建中投射出一个统一的发展过程，就有可能构成一种对历史的抹杀行为（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将前期的意图包含在后期的行动中。
景观、地理、民族、认知的交集是清朝及其统治权构成的核心。1696年，经过五十多年的战争，康熙结束了**阶段的征服行动，把明朝疆域，包括蒙古、台湾以及其他地区划入了由历史和文化都不尽相同的地域组成的一个新的多民族的帝国。尽管他是清朝的第二任统治者（也是满族致力于征服和统一以来的第四任统治者），但他仍要面对一个新成立国家的许多挑战，既要明确宣示清朝的帝制，又要寻求确立清朝统治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合法性。他主要关注的是将这个构成复杂的国家，建成一个在地理和文化上具有凝聚力的帝国，并在不同区域的臣民中确立权威。这些臣民中包括汉族官员、蒙古族和满族的精英。另外，欧洲统治者们的使者—— 天主教的传教士们把新奇的科学、艺术和宗教的思想带到了北京。在多样性和理想的统一的同步塑造和表达中，这个全新和基础的对清朝景观的构想，是康熙王朝应对这些挑战的核心。
1702年，康熙皇帝下令在热河（今河北承德）修建一座新的夏宫。他每年都要去清廷的蒙古盟友的领地北巡，这是为皇帝北巡提供保障的众多行宫中*具规模的一座夏宫。后来被命名为“避暑山庄”的这座夏宫实际上成为副首都。康熙皇帝在其生命的*后十年里，每年从晚春到初秋都居住在那里。从紫禁城受限制的建筑空间中解脱出来，康熙将这座宫苑用作其统治地位的替代空间。欧洲和南亚几乎与他同时代的统治者们，如奥朗则布（1658―1707在位）、路易十四（1643―1715在位）和彼得大帝（1682―1725在位），他们都把人为设计的景观用作显示自己权威的中心舞台。与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的经典著作中所解读的凡尔赛宫廷（也许显得陈旧了）相比较，书中的宫殿和园林被用来强化国王身边的等级制度，康熙皇帝的山庄则实质上是一个与臣民亲近和交流的仪式场所，在这里，通过游园、宴请、娱乐和赏赐，暂时消除了皇帝和臣民之间的社会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