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学经典宝藏106;辅教编

　　北宋前期，是中国思想史上又一次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从胡瑗、孙复、石介诸公以至欧阳修等，不少思想家主张弘道济世，使得从东汉以后开始衰落的儒学又复兴起来。但是，这一复兴儒学的过程，也难免带有一般事物刚开始发展时的偏激。这表现在有些学者将实现恢复儒家道统的理想，建立在对其他各家学说排斥的基础上。这一点，可以欧阳修为代表。　　欧阳修是北宋新儒学形成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识力敏锐，见解通达，善待后进，成就全面，一时成为儒林的中心。不过，他的思想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早年，为了恢复儒家道统，他效法韩愈，也致力于排佛。正如《宋史·欧阳修传》中所言：“愈性愎忤，当时达官皆薄其为人，而公则喜其攘斥佛老。”当时人王辟之在其《渑水燕谈录》卷十《谈谑》中也记载道：“欧阳文忠公不喜释氏，士有谈佛书者，必正色视之。”他的排佛理论，便集中体现在《本论》三篇之中。　　《本论》提出的排佛理由大致有三：一是佛教传入中国千年，对政教有害无益；二是佛教“弃其父子，绝其夫妇”，不讲孝道，灭绝人性；三是佛为夷狄之人，其法不应行于中国。契嵩的《辅教编》既是针对《本论》而作，其主要论点，也大致集中在这三个方面。　　先看佛教和政教的关系。契嵩认为，佛家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相通：“五戒，始一曰不杀，次二曰不盗，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饮酒。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五常是儒家政治伦理的核心，尤其是作为孔子仁学的基本范畴的仁，从“爱人”出发，通过对礼的注重，达到行为规范上的恭、敬、惠、义、宽、信、敏等，显然有助于治道。因此，契嵩指出：“若向之所谓五戒十善云者，里巷何尝不相化而为之？自乡之邑，自邑之州，自州之国，朝廷之士，天子之宫掖，其修之至也，不杀必仁，不盗必廉，不淫必正，不妄必信，不醉不乱，不绮语必诚，不两舌不谗，不恶口不辱，不恚不仇，不嫉不争，不痴不昧。有一于此，足以诚于身而加于人，况五戒十善之全也？”假如世人都能按照五戒十善去修行，则“假令非生天，而人人足成善人，人皆善而世不治，未之有也”。　　于是，契嵩进一步借宋文帝的话对此加以表彰：“若使率土之滨，皆感此化，朕则垂拱坐致太平矣。夫复何事？”可见，五戒十善与五常仁义，名称虽异，本质实一，都有助于统治者治理和教化人民。然而，目的虽然一致，途径却有不同。儒释二家毕竟是两种学说，因而佛教也必然有儒家所不可代替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契嵩又进一步论述道：“人之惑于情久矣！情之甚，几至乎敝薄。古圣人忧之，为其法，交相为治，谓之帝，谓之王。虽其道多方，而犹不暇救。以仁恩之，以义教之，赏欲进其善，罚欲沮其恶。虽罚日益劳，赏日益费，而世俗益薄。苟闻有不以赏罚，而民得迁善而远恶，虽圣如尧舜，必欢然喜而致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