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引言
200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当代中国出版社约我把10年前写过的《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文加以补充修改，印成单行本出版。
当年我所以写那篇文章，是应当代中国研究所之邀，去为他们举办的“新时期历史座谈会”讲述我知道的那段历史。而他们所以邀我去讲那段历史，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会儿，我刚好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胡乔木同志的秘书。
记得我在那次座谈会上发言的开头曾讲过一段话，大意是：我虽然有幸经历了那个历史事件，但只是作为乔木同志秘书去的，了解的情况和对问题的理解都很有限；而且手头急事又多，抽不出多少时间作准备，讲述中难免有片面的、遗漏的、不准确的地方。不过，既然我经历了那段历史，接触到了一些别人不大知道的事，确实有责任把这些情况讲出来，以便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写那段历史补充一点材料，提供一些背景。那次发言之后，我把讲稿整理成文，先在刊物上发表，1998年底又收入我的**本论文集，书名就叫做《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现在，当代中国出版社要把这篇文章抽出来单独成书，背景与10年前相比又有了很大不同。首先，我本人在那次座谈会之后的两年多，也被组织调入当代所，成为共和国史编研队伍中的一员，要说责任，比起10年前显然更大了。其次，这10年来，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前后后的历史，无论文献档案还是研究成果，比起10年前都不知要丰富多少倍。当年讲的许多片面的、遗漏的、不准确的地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弥补。因此，尽管我现在手头急事依然很多，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尽可能在原有文章的基础上补充修改，使它更加丰满一些。当然，限于了解的情况和自己的水平，以及时间的限制，片面、遗漏和不准确之处还是在所难免，只能请读者明察并给予指正。
为了有助于读者更多地了解我所讲的一些情况的背景，在进入正题之前，先讲讲我到胡乔木同志那里担任秘书的经过。
那是1975年夏天，邓小平同志继年初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并代替病重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之后，又代替受到毛主席批评的王洪文，主持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可以说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问题在于，宣传舆论大权仍然掌握在“四人帮”手里。他们利用报纸、电台等宣传手段、理论刊物和文艺形式，不仅对抗邓小平同志倾力抓的整顿，而且与毛主席的一些正确指示，比如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等大唱反调。
记得那年8月，我在《解放日报》头版上看到一篇题为《把转变学生思想放在学校工作首位》的评论员文章，指责有的老师“满足于学生上课安静、下课太平”，说什么“决不能离开反修防修的斗争片面追求所谓的‘安静’和‘太平’”，还说“只要阶级斗争存在，上课时下课后就不可能‘安静’‘太平’”。这段话乍一看，可能让人摸不着头脑。因为，上课安静、下课太平乃是关系课堂秩序和学生安全的问题。阶级斗争再激烈，上课也要安静，下课也要太平，根本扯不到什么反修防修、阶级斗争上。但若把其中的“安静”“太平”换成“安定”“团结”，再读这段话，它的真实意思就清楚了。其实，它是在用批判满足“安静”“太平”，影射抓安定团结的工作，是在警告人们，只要有阶级斗争存在，就不可能有安定团结，不能离开反修防修去追求安定团结。
我举这个例子是为着说明，当时邓小平同志主持的党中央要往东走，而宣传舆论却是朝西走；邓小平同志主持的党中央要抓整顿，抓安定团结，抓国民经济，而宣传舆论却别着腿、拧着劲，可见工作开展之艰难。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自主持中央工作后，就决定在国务院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请胡乔木同志牵头，吸收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和邓力群等参加，一共七个人（后来在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中，有人把他们戏称为“七君子”）。这个班子的任务，一是整理、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二是向中央反映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情况；三是替中央起草重要文件和文章；四是代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并在那里筹办一个理论刊物（《思想战线》）。其中，**项任务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负责，下面另有一批工作人员，在中南海的“西四院”办公。另外三项任务由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负责，机构就是国务院政研室本身，下设理论组、国内组、国际组、办公室和一个图书资料室，在中南海武成殿附近的“工字楼”里办公。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宣传舆论先是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把持；“九一三”事件之后，由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把持，其他任何人无法插足。而这时，国务院居然要成立一个涉及意识形态和理论宣传工作的机构，其矛头所向可想而知。这一点，“四人帮”心里明白，政研室的领导也明白。所以，对政研室机构的组建，一直十分谨慎、低调。例如，为了避免领导人的任职问题拿到政治局会上讨论可能会惹出的麻烦，竟省略了正式的任职报批手续，以至于这些领导人直到再次被打倒，还没有正式职务。为了防止内部工作情况泄露出去，对每一个拟调入的干部情况，都要由室的领导人详细了解，严格考察。当然，尽管如此，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还是出了造反派，不过那是后话。
我当时正在一个野战军的军宣传处理论组工作，经人推荐，也被列入国务院政研室的拟调入名单，并很快经过总政治部和北京军区，向我所在的部队发出了转业命令。调令是1975年9月初下达的，但部队起初不大愿意放人，压了一段时间，直到11月初才让我办完转业和报到手续。后来听说，政研室所以调我去，原本是经胡乔木同志本人同意，让我去给他当秘书的。但当我跨入政研室大门时，政治气候已经发生变化。从表面上看，报纸上正借毛主席评《水浒》的几段话大做文章，批判所谓“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宋江让人招安了”；清华大学在利用毛主席对刘冰告迟群的信所作批示一事，开展起所谓的教育革命大辩论。而更深层的原因是，毛主席因为《科学院汇报提纲》和刘冰的信，认为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态度发生了变化，指示在小范围里对他进行批评。《科学院汇报提纲》是胡乔木主持修改的，刘冰的信是经胡乔木的手转给邓小平的，两件事都涉及胡乔木，既然邓小平同志因此挨批，胡乔木自然在劫难逃。所以，自从我报到后，政研室虽然还在工作，但却停止了进人。当时，机关里一共有41个人，我刚好是那“第四十一个”（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被点名批判的一部苏联电影的名字）。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进入政研室后，并没有去给胡乔木同志当秘书，而是被分配到了理论组。
理论组只有六七个人，都是一些思想理论战线上的老同志，组长是王子野，副组长是陈道。那时，理论组正在做两件事：一是根据领导意图写大块文章；二是给正在筹办之中的学部《思想战线》杂志拟选题。王子野同志要我一方面参加拟题，另一方面负责起草一篇关于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但文章初稿还没完成，就传达了“打招呼会讲话要点”（中央23号文件）。这份文件*重要的话就是：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反映，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想翻案。那是1975年12月中旬，从此以后，好转了才几个月的形势逐渐恶化。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逐步升级，调门儿越来越高，把全国人民又装入新的闷葫芦之中。政研室的业务工作基本停顿，整天学习文件、表态、讨论。记得那阵子，机关还组织我们去清华大学看过一次大字报。里面一句话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叫做“主帅摇旗，大将紧从，秀才呼应”。其矛头所指，不言自明。
过了年，周总理的逝世使人们由热变冷的心更是雪上加霜，给本已恶化的形势增添了巨大的悲剧色彩。当我在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时，在长安街人群中目送总理灵车路过时，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总理骨灰的吊唁活动时，到处听到的都是哭泣声，看到的都是小白花。尤其天安门广场，更是人山人海。我亲眼看见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堆满了花圈，广场四周松柏树上扎满了白花，而长安街上抬着花圈的队伍还在络绎不绝地涌向广场。但这一切不仅没能给“运动”降温，相反，更刺激了“四人帮”的神经。*近看《邓小平年谱》才知道，1976年1月17日，胡乔木等同志已预感到情况不妙，起草了一封给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等副总理的信，请求国务院解除委托政研室代管学部业务的责任，并建议暂缓出版《思想战线》杂志，并拿给邓小平看。邓表示同意他们上报，说政研室的问题要听候中央处理。
不久，政研室里果然贴出了**张批判胡乔木的大字报；接着，又有人通过姚文元向毛主席送去了揭发胡乔木的信，大意是说他积极鼓吹“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来又按兵不动、捂盖子，要求中央派得力干部来领导运动。后者经毛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变成为文件，在机关里进行了传达。这一下可热闹了，政研室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那位写告状信的人被任命为副组长和机关党支部书记，成了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贴**张大字报的人和另一位“运动”积极分子成了他的核心成员，等于这三个人夺了胡乔木和其他领导的权，只有一位原来的领导被“结合”进他们的班底里，勉强做做样子。从此，分组学习讨论变成了全室揭发批判大会。胡乔木同志天天要接受批判，交待问题，检讨错误。其他人，特别是原来的几位领导，天天要揭发问题，批判胡乔木的“错误”。后来，虽然陆续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同志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华国锋同志任党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朱德委员长逝世、唐山大地震、毛主席逝世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但“四人帮”不仅始终没有放松过他们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通过报纸把政研室点名为“右倾翻案风的黑风口”、“邓记谣言公司”。（据说，江青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后召开的一次会上说：国务院政研室是邓小平的谣言公司，邓小平是总经理，胡乔木是副总经理。）在这种情况下，胡乔木同志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一个*能说明问题的事就是，在毛主席逝世后，机关里所有人都可以去向毛主席遗体告别，唯独不允许他去。这对于从延安时代起就给毛主席当秘书的胡乔木来说，无疑是一个比受批判更沉重的打击。
出人意料而又令人万分兴奋的是，在毛主席逝世后不到一个月，看上去不可一世的“四人帮”竟然被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说来也巧，耿飚同志的儿子耿志远是我中学时期的同学，10月6日那天晚上，我正在他家聊天，亲眼看见耿飚同志从我们所在的屋前走过。我当时并不知道，也万万想不到他是为抓捕“四人帮”而去接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直到10月8日，即事后第三天，我才从耿志远那里听到这个天大的喜讯。那时机关绝大多数同志还不知道这个消息，我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便向一些自己认为可以信任的同志透露。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在机关传开，唯独那几个造反派被蒙在鼓里。第二天，他们几个还在大会上张牙舞爪、声嘶力竭地批判胡乔木，大家坐在下面看着他们表演，心里暗自好笑。记得会开到一半，宣布“四人帮”被粉碎的中央文件到了，那几个造反派慌了神，而绝大多数同志群情激奋，纷纷上台发言，热烈拥护中央的英明决定，愤怒声讨“四人帮”的罪行，并决定给党中央发致敬信。不久，机关党支部（政研室只有一个支部）召开全体党员大会，罢免了那位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的支部书记职务。大概因为我当时在机关里年纪*轻的缘故（那年30岁），被大家推选做了支部书记，并以此身份进入政研室成立的“揭批查”（全称为揭发批判“四人帮”、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办公室。
但好事多磨，另一件让人意想不到而又难以理解的事发生了。那就是政研室原来的七位领导中的四位，由李鑫“率领”回到“西四院”毛泽东著作编辑办公室；留下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不仅不给分配工作，还传出话来，说要撤销政研室。很明显，这并不是一种工作上的分工，而是政治上的分化。李鑫原来是康生的秘书，由于康生临死前与“四人帮”发生了矛盾，李又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处于接近中央核心领导层的位置，所以他在抓捕“四人帮”的问题上进过言、立了功。粉碎“四人帮”后，他被任命为中办副主任，主持华国锋同志身边文件起草班子的工作，并受到当时分管宣传工作的一位中央领导人的倚重，实际上掌握了舆论大权，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之前，就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的班子里与胡乔木同志有争执；“反击右倾翻案风”后，在批判胡乔木的大会上，又特别提到当初康生是让胡乔木帮助他工作，结果胡乔木进来后，反倒指挥起他来了。（实际情况是，中央决定邓小平、康生、胡乔木为负责《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的领导小组成员，而李鑫在这个小组中并没有职务，是受这个小组领导的。）由这样的人掌握大权，胡乔木同志被排挤出毛泽东著作编辑的工作班子，不给分配工作，反而接二连三地被编派新的罪名，并要把政研室连根拔掉，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时我对上层情况并不具体了解，只是从迟迟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恢复邓小平同志工作等情况分析，感到华国锋同志以及他周围的人似乎很担心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会威胁他们已得到的权力，认为他们撤销政研室不过是整个布局中的一着棋，是为了剪除邓小平同志的臂膀，让他要么出不来，要么即使出来也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否则无法解释，天安门事件中对“四人帮”的抗议明明是群众自发的，邓小平同志明明是因为被诬陷为天安门事件幕后黑手才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政研室、胡乔木也明明是被“四人帮”诬蔑为“邓记谣言公司”、“右倾翻案风的黑风口”、“邓小平复辟翻案的黑干将”才遭受打击的，可是“四人帮”被粉碎了，为什么天安门事件迟迟不能平反，邓小平同志迟迟不能恢复工作，政研室、胡乔木不仅不能恢复工作，反而要被撤销、被排斥、被继续打击。显然，这三件事是联系在一起的，前面两件事解决不了，政研室的问题也就不可能解决。
正因为如此，那一阵子我对天安门事件平反、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的事格外关心。也正因为如此，当我看到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上面的那两句话，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很自然地联想到这是针对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而说的。谁都知道，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同志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都是毛主席在病重情况下，听了“四人帮”一面之词而作出的决策。如果真的像社论上所说的那样，凡是毛主席的决策都要维护，那天安门事件就不可能平反，邓小平同志就不可能恢复工作；而邓小平同志不能恢复工作，撤销政研室的成命也就不可能收回。第二天，我把自己的这个看法向那时主持政研室“揭批查”运动和日常工作的邓力群同志说了。他说他没有注意到这两句话，答应回去找出那篇社论再看看。过了一段时间，批评这两句话的舆论渐渐多起来，并把它概括为“两个凡是”的方针。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人告诉我，邓力群同志在当代所的座谈会上回忆当年那段历史时说，朱佳木1977年看到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后，曾向他反映了对“两个凡是”的看法，他很快找了王震同志，提醒他注意。王震同志又很快到邓小平同志那里，向他反映了这个意见。后来邓小平同志对王震同志说过，反对“两个凡是”是邓力群首先提出的。不过，这些内情我当时并不知道。
还有许多内情是我当时不知道的。例如，在党中央*高领导层，叶剑英副主席和李先念副总理很早就主张让邓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但被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一拖再拖。又如，为了呼应中央*高领导层中的正确意见，陈云同志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夕，与一些同志相约到会上发言，提出尽快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同志工作的问题，结果却受到压制。不过，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那年7月，全党全国人民的期待总算部分得到了实现。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虽然未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却作出了恢复邓小平同志被撤销的一切领导职务的决议。
全会闭幕的第五天，即7月26日，邓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给政研室打电话，正好碰上我接。他说小平同志要约乔木、力群、光远同志去他家里谈话，让我通知一下。此后，传出邓小平同志的话，说政研室的摊子先不要散，胡乔木同志要恢复工作，**个任务是主持此前已经组成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写作班子的写作。从那时起，组织上决定让我做胡乔木同志的秘书。我先随他到那个写作班子的驻地台基厂3号工作了三个月，当《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长篇文章写好，并在11月1日、2日分两天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又随他到已在学部基础上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上班，直到我1980年回到由国务院政研室演变成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国务院政研室后来改名为国务院研究室，胡乔木被正式任命为研究室主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务院研究室与中办研究室合并，成立中央政研室。十一届五中全会成立中央书记处后，中央政研室改名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
以上就是我到胡乔木同志那里担任秘书的经过。下面，谈我所知道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前前后后的一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