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理论与实践

　　《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院理论与实践》：　　我曾在第1级课程中与安纳利斯（19岁）和帕梅拉（16岁）等初学者一起学跳舞。他们对于学院目标的认识有所不同，这表明老师对学院目标的传达并不准确。安纳利斯是一个来自高档社区的高中生，她提出学院的目标是给来自“问题社区”的青年一个跳舞的机会。她认为大多数初学者都不知道学院是一个社会融合项目，孩子们来到学院是为了跳舞和玩耍。安纳利斯认为嘻哈是一种有效的社会融合媒介，因为它“团结”了所有的青年，帕梅拉也同意这一观点。①帕梅拉那时还没有德国国籍，更加符合决策者在资助社会融合项目时的设想。她知道学院的目标是社会融合，而且认为这是个好方法，因为“跳舞和音乐往往让人们聚到一起，在嘻哈学院有很多外国人，大家经常随着音乐开心地跳舞，人们可以互帮互助”②。这些年轻女性的表述说明：学院社会融合的潜能依据学生背景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虽然我们开设课程所在的社区，其中35%的人口为移民，但是还有一半的学员与安纳利斯的情况类似。他们的经济情况相对富裕，几乎不是政策制定者的目标群体。也就是说，为了促使移民和工人阶级背景的青年（如帕梅拉）和“德意志民族”的学生（如安纳利斯）之间产生社会纽带，我的观点是：德裔学生和有移民背景的学生各占50%，这一比例对于社会联结*为理想。　　玛丽亚（15岁）是第2、3级舞者，也是强化演出小组的成员。她13岁时，开始在学院学习新风格舞蹈。虽然玛丽亚不确定学院的官方目标，但是她发现学院管理层的关注点主要在实现和制作有偿演出。尽管如此，她认为微观政治融合植根于学院系统。任何人都可以进入机构，感觉“在家里一般的自在”，并且可以在各个层级里晋升。①　　前第2级学员雅戈穆尔（24岁）也把学院称为社区，还把学院描绘成一个家庭。她觉得每个人都受到欢迎，不管他或她的出身，德语是否流利。②雅戈穆尔在学院交了一些朋友，不过大多数人她以前就认识。像这样之前就建立了社会关联，例如，班上的朋友或来自之前舞蹈学校的老师，这些学员往往在学院系统中表现得更好。　　“已融合”的剧团成员对于学院目标以及微观政治融合能力的观点存在明显差异。有人认为，那些经历过微观政治融合过程的学员，他们可能*清楚学院目标。这些学员参与了目标设定的过程，从而在组织中得到晋升，并且帮助机构组织演出——他们为目标设定出谋划策，这包括课程、级别和学院展演的艺术制作，以及这些演出应该展现的内容和作品。尽管如此，剧团成员的嘻哈专业不同（例如：新风格舞、涂鸦等），他们对学院目标的认识和看法也有显著不同。　　剧团成员杰夫（24岁）认为，学院的目标和专业发展密切相关。虽然他认为嘻哈本身有着构建社群的整合能力，但是他对学院目标的具体阐述并不包含建立不同人群的沟通纽带，而这一目标是学院初始计划的一部分，也在筹款资料中得到明确说明。他觉得社会融合带来的影响与青年移民的语言发展关系紧密，因为他认为大多数学员已经历过社会融合，只是有些青年还缺乏完美的语言技能。因而，杰夫个人的教学重点不那么直接地集中于社会联结。他十分重视其他不同的组织目标，比如培养专业的艺术家；不过为了实现学院持续的发展（和资金增长），学院也必须确保起到“纽带”作用的社会融合目标能够清晰地传播并且延续下去。③作为一名老师，杰夫是执行这些行为的关键人物，或许随着难民涌人德国，这一目标也将在他的课程中更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