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化与发展:走进新时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转化与发展：走进新时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着中国共产党制度自信生成的时代视域　　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实践为直接依据。而“现代实践与传统文化是不是对立两分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历史问题。长期以来，在启蒙时代理性主义西风盛行的影响下，以强调主客体二者分离为基础的认识论日益侵蚀着人类的视域。如此一来，在通俗意义上被视为完成时态或者既成之物的传统文化，就被解读为与现代实践毫不相关的纯客观存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真实意义告诉我们，认识是由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的一个交互耦合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包含着认识客体的对象性，也包含着认识主体的构建性，从而体现为一种由“既成”到“生成”的思维方式。由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传统文化只能是被我们所认识到的并且带有主体建构特点的存在。传统文化所具有的这层意义一经揭示，它就不再是一种远离我们现实生活的“既成性存在”，而是一种与作为主体性存在的我们以及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密切相关的、交融互动的“生成性存在”。这不仅需要我们不断地与之进行互动，而且也会因这种永不停息的互动，使其参与到对当下乃至对未来社会的塑造过程之中。当然，只有在传统文化自身不断生成的过程中，能为成功应对新时代的各种挑战而作出持续性贡献的部分，才可以称之为优秀的传统文化。从一定程度上看，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就源自于这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续互动。在这个持续交融互动的过程中，既形成制度自身发展特有的本土化定向，又在应对新时代面临的挑战中不断扬弃更新，从而在制度文明演进的漫漫征途中彰显出自身的优势与活力，坚定着自己的信心。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含着中国共产党制度自信生成的空间界域　　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以东方社会对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跨越为理论依据。这一跨越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始终无法回避中国自身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或者说，这一跨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我传承。“现代文明”的普遍性空洞抽象范式，首先是而又不可能不是地域性的，因其被定义的真实内容与其实质无不将其定义为西方文明。而这一文明所带有的真正普遍性，其实是其自身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即这种普遍性是历史的，历史地产生，历史地繁盛辉煌，同样也历史地走向衰落。①当然，现阶段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仍旧拥有着其绝对的权利，马克思明确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使未开化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②。这一从属关系，不但是必然的，而且必须是历史的，同样也始终是局部的。正是这样一种从属关系，才使得中国当代的社会制度在其嬗变中不断吸收和借鉴西方文明的成果，并使其成为中国当代发展本质中的重要部分。马克思在谈到东方社会的发展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之时，无不标明着一个根本性的前提，即对资本主义文明积极成果的充分占有。由此深入，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一方面源自于中国当代制度对资本主义文明的部分从属或者充分占有，另一方面则源自于中国完全进入西方文明范式的不可能性。而造成这两方面彼此共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地域环境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定性质，这种特定性质决定了其经过历史的筛选而保留下来的，诸如“贵和”“尚中”“仁爱”“大同”等殊异属地，决定了其不仅从形式之意志，或者主观之自由来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进行基本建制，而且将具有实体性之内容的“社会”或“集体”整合到其基本建制的所有基础之中。③在此基础上生成的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便拥有了其特定的空间界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