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雍正

第十一章伟人耶，小人耶？

伟人与小人仅一字之差，这一字之差，却有着天壤之别。关键在于其人是否在历史上真正创立了伟业，其人格是高尚还是低劣。简言之，伟业是伟人创建，不能成伟人，必无伟业可言。
在古今中外的君主系列中，有不少归入到伟人之列，如，美国的林肯、华盛顿；法国的拿破仑、戴高乐；中国古代的成吉思汗、元世祖忽必烈、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清圣祖康熙帝等。

就雍正帝而言，应该将其归入伟人，还是归入小人，既要对其人是否创立了伟业、其伟业对当时及后来历史产生何种影响去论证与判断，还要看其人人格人品是否可以归入伟人之列，才能科学界定。两者不可缺一，更不可互为矛盾。单用雍正勤政数据，来断定雍正之伟业，似乎还远远不够。希特勒也是勤政之人，希特勒非但不是伟人，还是大罪大恶之徒。

应把雍正帝归入伟人还是小人，除了应将他置于与前任康熙帝的比较中去观照，还应将雍正之时代置于当时国际世界的发展、变化这个大背景、大格局中去观照。

笔者在思考、撰写雍正帝是《伟人耶，小人耶》这一章节时，特地又从书柜中重新找出并拜读了原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何芳川教授及清史大家戴逸教授的精辟论述，非常激动。笔者虽与何芳川教授素未谋面，却大有受其谆谆教导之感后，对雍正帝究竟是伟人还是小人这个题目的探索，扩大了历史新视野。
何芳川教授指出：“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永远有一个外部世界，特别是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秦汉以后，汉、唐、明、清四大帝国，……前三个大帝国时期外部的世界不是特别重要，可以写，也可以不写，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无论是汉、唐，还是明这几个大帝国(到明代稍微有些变动)，中国应该在当时的世界文明的舞台上占据中心的位置，她对外就是一种文明的流播。……

但是，唯独*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历史，大清帝国的历史不可以不写外部世界，因为这个时期(1644—1911年)正是世界进入近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开始的，正是这个时候世界走向近代的一体化。它的主角是资产阶级，近代的资本主义，它在清朝这个时候占据了世界文明舞台的中心和制高点。”

因此，雍正帝应归入伟人还是小人，除了要从中国清史的研究角度去评定，还应用世界史的这面“镜子”去观察。因为，中国历史影响着世界历史，世界历史也影响着中国历史。我们应该站在21世纪的高度，而不应只站在雍正帝的角度去解读、评价其功过是非。

何芳川教授认为，“这个雍正杀人非常多，很不好。现在却说雍正很勤政等等。”这与笔者多年来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探索、在求证的思想，不期而遇。在当下出版、影视、媒体对雍正帝普遍叫好的潮流下，何芳川教授能鲜明指出这个常人不敢想、不敢说的思想和观点，不仅令人敬仰，更非常之重要。余以为雍正不好，不仅在他杀人非常多，更在他杀人的理由很不正当、很不充分，而手段又非常残酷上。这样的统治，可归入伟人之列吗？

评价雍正帝是伟人还是小人，其意义不仅在于公正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实际上更在于对雍正帝的那一套统治思想、制度政策，究竟好不好，哪些值得借鉴，哪些应该引为教训作出分析上。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何芳川教授又提出：“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的进步、积极的东西，它的功劳，同时也要看到它在中国历史上的消极的、负面的东西，如文化专制、文字狱等等。”
笔者认为，文化专制、文字狱等等固然不好，还有比这更不好、更要害的问题，即：“中国的皇帝对内都非常残暴，但对外却有一副儒家天朝大国的和善和友好的面孔。”

笔者一直认为，雍正帝是个韬晦之计的高手、能手，更是权力斗争的高手、能手，是铲除政敌的高手、能手，也是篡改历史、伪造历史的高手、能手；但在对外关系上，雍正的智商显得很不够用，本领并不如有的人认为的那么强。你看他在权力斗争中，如鱼得水，凶狠有加，屡屡得逞；但在国家主权、领土守卫上，要么退让，要么力不从心。依笔者之见，他是一个对内凶狠、对外缺钙的君主。是一个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君主。这样的君主，能归入伟人之列乎？

“从制度文明来说，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在清朝建立的前四年，到1688年结束，正好在康熙的时候，他们开始过上好日子了。两次革命把英国的制度文明的问题解决了。18世纪80年代是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在制度文明方面，人家完成三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却过着一种天朝无所不有的生活。在思想领域，伏尔泰、孟德斯鸠，多少大思想家，人家在那里百花齐放、群星灿烂的时候，我们(还)在搞文字狱，这个反差多大啊！”

且不用说用西方工业革命和思想文明之进步来对比同时代的雍正帝，就用他的前任、他的父皇康熙帝的制度、政策相比，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人格上，究竟谁比谁更强？有人说，雍正比康熙强多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笔者不才，试作如下陋见比较之。

一、 雍正帝即位前后的自评
对执政业绩自述之评估按雍正帝之个性，他是一个自视甚高、不甘认输之人。如雍正二年十一月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诸王、满汉文武大臣谕：“古来书史所记，多言人君当臣下蒙蔽，朕以为不然。夫人君岂皆庸圄，必待贤明之臣引君之道，独无睿哲之君可以训迪臣工而引之于道乎。朕自揣生平诸事不让于人。向在藩邸时，诸王大臣不能为之事，朕之才力能办之。”《雍正朝起居注》**册，第373页，雍正二年十一月乙卯十五日。

但，自视甚高、自我感觉良好，与社会现状无情之现实，完全是两回事。

雍正帝不该遗忘，雍正元年即位之初他亲口对太后坦言：“臣于政务素未谙练。”此非雍正谦逊之语，也非雍正偶然之语，类似的话，他又一再重复过多次。如，雍正二年九月谕：“朕在藩邸年久，虽于群情利弊、事理得失无不周知，至如国家政事有关定例者，朕既经历未久，如何可比皇考匡正之责。尔等若复隐忍不言，是将成朕之过，使事多舛错，尔等岂能辞其责乎？”

一方面，雍正帝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另一方面，雍正帝又不得不坦陈他对国家政事有关定例即制度、政策并不熟悉了解。一旦有错误，雍正帝认为责任在大臣们没有向他预言。如果康熙帝选择四阿哥接班继位如某些人所说在思想上已考虑很久，康熙帝怎么会不考虑、不着手先解决四阿哥“于政务素未谙练”这个问题？

雍正三年二月壬午，上御西暖阁，召诸王、议政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等面谕时，再次谈起因“向来从不干预政事，一切俱未周知”一事：“壬寅之冬(即康熙六十一年冬)，朕瓒承大统，几务筱繁，以向来从不干预政事，一切俱未周知……三年以来，叠遭皇考皇太后大事，怡亲王(允祥)、舅舅隆科多悉心办理，诸事妥帖，能体朕意，无一事劳烦朕心，所委一切大小诸事，丝毫不苟，小心敬谨，竭尽心力，忠诚任事，实属可嘉。”

雍正帝说，他以前“向来从不干预政事，一切俱未周知”。是四阿哥本人不想干预政事，还是皇父康熙帝向来不要四阿哥干预政事？据笔者对四阿哥及诸兄弟之研究，及康熙帝对诸皇子之态度与评价，显然是后者。正是这个缘故，雍正帝尚未正式即位，康熙帝去世第二天，就任命允祀、允祥、隆科多、马齐四人总理一切大小诸事。一来是为拉拢人心、稳定政局；二来也是藉此以填补自己缺少执政经验之短板。

这种情况和局面，直至雍正五年(1727)，也并无根本改变。雍正五年三月谕：“朕即位五年以来，虽悉心竭力加意整理，而尚毫无就绪项。”《雍正朝起居注》第二册，第933页，雍正五年正月甲辰十七日。雍正五年闰三月上谕：“自朕办理以来，于大小政务未能洞悉周知，而其果否悉合机宜之处，亦未能自信。”

雍正帝执政五年时的这一总结表明，他对于自己的执政治理是否都能悉合机宜仍“未能自信”。这与他长期以来毫无执政的基础而又急功近利大有关系。他的皇子时代长达45年，康熙帝从未任其任何重要职务，他当然“于政务素未谙练”“于大小政务未能洞悉周知”。

那么，45年里，他的所爱，他的追求是什么呢？在以下朱谕里可清楚看出：“朕仰赖皇考福庇，在藩邸数十年，优游娱乐，所蓄玩器颇有。及朕即位后，见宫中传贻古玩器皿皆质朴之物居多，实无奇异稀有人所罕见者，言之于人，亦令人难信。视朕藩邸所获，尚属不逮，朕深抱愧于怀。当日二阿哥(二立二废之太子)在东宫时，广蓄奇巧珍贵之物，数倍于皇考宫中之所有。朕所见甚多，诸臣即竭力购求，亦不能出朕所见。”

他即位后看到，皇父宫中的古玩器皿，远比他在皇子时代觅藏的古玩要质朴得多，即使诸臣现在再竭力购求，亦不能超过他之前已经之所有。以四阿哥之文化根底，难道他不知道玩物丧志之古训？这与康熙帝年幼时立志长大后要像父皇那样治国安邦，落差何其之大？与少年天子16岁一举解决鳌拜及其死党专权，落差何其之大？与康熙帝执政61年之久，宫中古玩器皿皆多为质朴之物，远不及二阿哥、四阿哥收藏之奇异稀有，落差何其之大？

年轻力壮的四阿哥自喻为“闲客”“野僧”，这与康熙三十七年(1698)父皇康熙帝批评年已21岁的“四阿哥为人轻率”“喜怒无常”等是完全一致的；这与四阿哥藩邸时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在搜藏古玩“优游娱乐”，把精力投入在佛教上的经历也是一致的；这与四阿哥仓促继位后，甘认“大小政务未能洞悉周知”，也是完全一致的。

伟人之所以成伟大，非一日一夕之功。伟人首先要有伟志(伟大志向)、日后不懈奋斗才会有建立伟业之能力与功绩。四阿哥青年时代将主要精力都投放在搜藏古玩，其规模、品相居然都已远超父皇宫中之所有(他自己亲口说的)。如此这般的“天下**闲人”，“闲王”，是伟人所当为的表现乎？四阿哥的皇子时代长达45年，有何伟大表现？他靠宫廷政变一夜之间当上了皇帝，就成伟人了，可能吗？即使他是完全正常、合法继位，他当皇子45年中毫无伟大表现，就因为他当了皇帝，他就一下子成伟人了，可能吗？

有人提出，他虽然皇子时代45年里平平常常，他执政十三年的政绩是“伟大”的。

从雍正帝头几年执政经过直至他去世看，他始终并无一个完整明晰的政治蓝图，也并无一条明晰的国家道路的前进方向与国家发展的阶段论，他只是陷于每日琐碎的事务堆中，他又喜欢独裁，事无巨细盖出自他手，雍正勤政，原因盖在于此。

即使在扫除政敌七八年之后，国家治理之局面与现状，就连雍正帝本人也极不满意，国际国内的舆论也对其极为不利，这样的封建帝王，能归入伟人之列么？

请看雍正五年四月十五日（1727年6月4日）谕内阁：“圣祖仁皇帝……当年五十圣寿之时尚未行庆贺之礼。朕临御以来虽时时有励精图治之念，爻安海宇之心，而实在善政善教可以造福于社稷苍生者，何事可以自信？”他又一次讲述了他的不自信，应该完全是他的真实意思，也应该完全是他执政已进入第五年时的真实情况。
连雍正帝本人都再四甘认，虽时时有励精图治之念，也时时有兢兢业业勤政之实，但对造福于社稷苍生之业绩，却并无自信。今日之某些专家却堂而皇之地提出，雍正帝“十三年的政绩比在位六十一年的康熙帝有过之而无不及”，此论能成信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