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的家风.第三辑

　　《大师们的家风（第3辑）》：　　父亲的希望　　为了把父亲的散文编成集子，又读了一遍他写的《做了父亲》。这篇文章是1930年发表在他编的《妇女杂志》上的。《妇女杂志》的读者不限于妇女，我父亲写这篇文章，是跟有儿女的读者谈谈他做了父亲的心情。我算了算，父亲那时36岁，三个儿女，我12岁，妹妹8岁，弟弟4岁。　　文章分五节。开头一节，我父亲说：他自信不至于跟有些人那样，把没有儿女看作人生的缺憾，可是真个没有的话，“也许会感到非常寂寞，非常惆怅吧。”——不是一般的寂寞和惆怅，而是“非常”的，可见父亲是“非常”爱我们儿女的。这句话没有明说。　　爱儿女自然要想到儿女的将来，想到目前对儿女的教育问题。中间三节，我父亲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第二节说，做了父母，即使不是教育专家，也得担起教育儿女的责任来。可是自己也没有把握，一切都在学习试验之中，怎么能把立身处世的道路预先规定好了，教给子女们呢？　　第三节说到学校，说像个模样的学校实在太少，也不必非把儿女送进理想的学校不可。连小学也进不了的还多得很呢，他们一样要挺直身躯立定脚跟做人。　　自己没有什么可以给儿女的，学校教育又未必有多大的作用，怎么办才好呢？在第四节我父亲说，只有让儿女凭自己的心思和能力去应付一切了。做父母的如果真个想给儿女点儿帮助，只有诱导他们，让他们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锻炼应付一切的心思和能力。可是怎样诱导呢？又觉得茫然。　　父亲说的都是真心话，是就30年代的情况说，搬到现在来未必合适。在我的记忆中，从父亲那里，我没有听到过应该怎样立身处世的说教。他跟他的几位朋友一个样，对当时的学校教育不存什么奢望，这正是他们办起《中学生》杂志来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待《中学生》的读者，他们跟对待儿女一个样，总是鼓励和诱导读者自学——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锻炼自己的心思和能力。这样的鼓励和诱导，从父亲那里，我得到的可不少。在我父亲，也许都是试探性的，他不是说了吗：“一切都在学习试验之中。”父亲的鼓励和诱导在我身上是起了作用的，使我对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产生了广泛的兴趣。至于见解的肤浅和幼稚是怪不得父亲的，我喜欢新鲜而又浅尝辄止，从不肯下功夫深入。　　在那篇文章的*后一节，父亲才说到对我们儿女的希望，“对于儿女也有我的希望。”“一句话而已，希望他们胜似我。”这两句话本来可以并作一段，甚至并作一句，父亲特意分做两段，我读着，好像听到了他当时斩钉截铁的口气。　　为什么希望儿女胜似自己？我父亲说，他希望社会进步，而社会是一个一个的人构成的。“如果后代无异于前代，那就是站在老地方没有前进，徒然送去了一代的时光，已属不妙。或者更甚一点，竟然‘一代不如一代’，试问人间社会经得起几回这样的七折八扣呢！”话是对有儿女的读者说的，他希望所有做父母的跟他一样，为了社会的进步，都希望自己的儿女胜过自己。　　对自己的儿女，我父亲希望在哪些方面胜过自己呢？**是身体。他认为自己的身体完全不行：爬上葛岭那样的山就会喘气，提十斤重的东西走一两里路，胳膊就得酸几天，因而希望我们儿女有强壮的身体。第二是心灵。他认为自己的心灵完全不行：人家问一句话，会一时答不上来，事务当前会十分茫然，不知怎样处置或判断，因而希望我们儿女有明澈的心灵。第三是职业，留在后边说。　　我不喜欢体育，跟父亲一个样，长得比父亲高大，是否比父亲强壮，可难说了。就说登山吧，父亲61岁上的黄山，是人家用轿子抬上去的；我63岁上的黄山，凭自己的两条腿爬上去的。从这个孤证看，我的身体比父亲强壮。可是就作为发动机的心脏说，父亲73岁害了心肌梗死，后来没发过，我却61岁就得了冠心病，心绞痛发过好几回。到底谁胜于谁，恐怕医生也无法回答。加上近几年不断加码的超负荷运转，我恐怕到不了父亲的高龄。至于心灵，既不能用天平称，也不能用尺子量，就更难说了，只觉得对有些问题，我和父亲一样糊涂，甚至比父亲更糊涂。这样看来，身体和心灵，在我身上都打了折扣，只不知这个折扣打得多大了。　　说到职业，我就更糟了，父亲不希望儿女承继他的职业。他说：“说到职业，现在干的是笔墨的事，要说那干系之大，当然可以戴上文化或教育的高帽子，于是仿佛觉得并非无聊。但是能够像工人农人一样，拿出一件供人家切实应用的东西来吗？没有！自家却使用了人家生产的切实应用的东西，岂非也成了可羞的剥削阶级？文化或教育的高帽子只能掩饰丑脸，聊自解嘲而已，别无意义。这样想时，更菲薄自己，达于极点。”他希望我们子女不要像他那样专干笔墨的事，希望我们子女至少能够站在人前宣告：“凭我们的劳力，产生了切实应用的东西，这里就是！”　　自己靠别人生产的东西生活，却生产不出一件东西来供别人使用，使我父亲感到非常羞愧。就此成了“剥削阶级”是不会的，我体会父亲所以这样说，正出于他“菲薄自己，达于极点”。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感情，在我父亲的好些篇小说童话和散文中都可以看到。诚然，我父亲是注重作文的，他写过不少指导读者作文的文章，只因为作文跟说话一个样，是做人的必需，是生活和工作的必需。他从未鼓励读者学他的样，专干笔墨的事，也从未鼓励我们儿女学他的样，专干笔墨的事。他希望我们儿女跟工人农人一样从事物质生产，能生产出供人家切实有用的东西来，还跟我说过，如果真的有了感受，写诗写散文写小说都可以，写成了发表也可以，作为日记留着自己看也可以，可不要因为发表了几篇东西，就把写东西作为自己的职业。　　受了父亲的鼓励和诱导，我非常羡慕工人农人的劳动。所以念完中学之后，我学的是农产制造，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农产品加工。学农产制造是我自己的选择，父亲当然非常支持，还到学校去看同学们怎样实验怎样实习。他也许梦想真有那么一天，能看到我站在人前作他所盼望的庄严宣告。我当时是认真学习，毕业之后还认真干过。如果是现在，我会一直干下去的，也许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拿出一两件新鲜的东西来供人家使用。可那是抗战时期，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农产品成了囤积居奇的筹码，哪儿谈得上正经的加工。我碰了几处壁，结果走上了父亲走的路，先是当教员，后来当编辑，编编写写40多年，跟父亲一个样，尽干笔墨的事，从未生产出一件可供别人切实有用的东西来。　　尽干笔墨的事并非我的本愿，已经干了40多年，现在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了，何况编辑这一行总得有人干，认真干起来也挺有滋味。只是每次重读父亲在30年代初写的这篇《做了父亲》，我总不免感到羞愧，这种羞愧绝非“无名英雄”“灵魂工程师”这类“高帽子”能掩饰得了的。真正的无名英雄是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人和农民。关于“灵魂工程师”，自己也一切都在学习试验之中，哪里拿得出一张现成的图纸来呢？　　（选自叶至善《父亲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