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与整合:第二届两岸四校中文学术营论文集

　　“科学”与“人情”的纠葛　　——论鲁迅早期科学小说翻译　　孙尧天 北京大学博士生　　【摘要】鲁迅早年翻译科学小说时,曾提出“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的观点,本文对此进行考察。由于鲁迅的翻译以日译本为根据,文本经历了跨国别的旅行,本文首先追溯在这一过程中文本表层的变形与内在精神的转化,科学小说即是这种文本旅行所创生的文类;其次,相比于同时期日本与晚清学者对于科学小说的定位,鲁迅独具一格地重视小说所表现的“人情”;以此出发,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强调使得鲁迅翻译的文本体现出了尚武的英雄主义和反乌托邦的色彩,这与他在留日后期推崇反抗主义的浪漫派文学是相通的。　　【关键词】翻译；科学小说；人情；尚武；反乌托邦　　鲁迅初到日本的第二年(1903)就开始了翻译活动。相比于后来专门从事文艺活动时的《域外小说集》,鲁迅*初的几部译著表现出了不同的精神旨趣,*主要的区别就是对于科学小说的热衷。在这些译作中,如今可见的有《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以及鲁迅在仙台期间翻译的《造人术》另有译稿未发现的《世界史》《北极探险记》《物理新诠》等科学小说。。鲁迅在三十年代曾回忆,早年翻译科学小说是因为“向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鲁迅:《340515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9页。,但考察他的翻译,却明显有不少地方逸出了科学的范畴。鲁迅曾在《月界旅行.辨言》中提出,科学小说旨在“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然而“科学”与“人情”的关系却并非像他表述的这么分明。普及“科学”知识毫无疑问是翻译科学小说的*初动机,但对于“人情”的强调却更能显示出鲁迅本人主观意图对文本的侵入,尤其是鲁迅提倡“人情”使得他在晚清科学小说翻译潮流中展现出了极具特色的风采。　　一、文本的旅行与文类的诞生　　凡尔纳的科幻小说风靡晚清译界,鲁迅亦对之十分热衷,他所翻译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与《北极探险记》(译稿未发现)就同出自这一法国科幻小说作家。经过多重译本的漫长旅行,再加上各个译本之间文化背景的差异：我们已无法将忠实作为衡量译本的尺度,相比之下,更值得分析的是这些文本内部的转换以及体现译者主观能动性的部分。　　卜立德曾从艺术旨趣的角度描述凡尔纳文本自西向东的旅行经过。他以《月界旅行》为例——这部小说经历了从法文、英文、日文到中文的多重转译,推测从英美译者开始,文本就已经和原作发生了背离。卜立德强调这一文本的旅行过程中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英美译者的文化背景和法国作者大同小异,情趣约莫一致,因而艺术上的鉴赏大概也差不多;原著里写的特别巧妙或幽默的地方,译者会尽量保留。东方译者则不同,审美标准另有根据;西方读者觉得很精彩或有趣的文段他可能无动于衷,觉得没意思,把它删掉或改写。”［英］卜立德:《鲁迅的两篇早期翻译》,《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期。但在东、西方译者之间的文化差异却不仅仅表现在卜立德所侧重的“幽默”和“审美”方面,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的旅行和删改背后更为复杂的历史语境,尤其需要考虑到西方作为军事、政治与经济的强者,东方在与其对抗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这一事实。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鼓动着西方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征服欲望,尽管充满了对于殖民和征服的讽刺,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还是在客观上代表了西方资本、强权扩张的形式。他在小说中所设置的探险模式,其中对于月界、地心、海底以及环游地球的想象,这些非同寻常的故事背景暗示着一场同时展开的资本主义的空间革命——由空间的扩展所缔造的新的世界秩序。在这个意义上,科幻小说的意义超越了纯粹的文学形式,而成为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形态的历史象征。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曾将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理解为空间的秩序,他认为,“真正的、源初意义上的基本秩序本质上建立在某种明确的空间界限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某种标准和土地分配的基础上。因此,在任何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始阶段,都会发生大规模的土地掠夺事件。尤其是,每一次地球图景的重要改变都是与国际政治的变化、新的领土分割以及新的土地掠夺联系在一起的”。科幻小说中常见的探险模式,其*初成因即在于十五、十六世纪地理大发现和航海时代的到来。正是探险家的航行故事创造了这种新的文学形式。［德］卡尔.施密特:《陆地与海洋》,林国基、周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页。科学小说中所内含的探险故事,包含了西方资本主义对于新的空间和时间的欲求,想象力边界的延伸与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大化实质上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无论月界、地底还是海底,科幻小说所展现的对于新的空间的探索渴望,都不断挑动了读者传统的世界观和认知范围。　　明治时期日本的凡尔纳热潮生动地说明了科幻小说与空间扩张之间的关系。科幻小说为日本带来了如施密特所指出的新的“地球图景”。它刺激起日本读者对于外在世界的好奇心和占有欲,长山靖生用“进步与世界的扩张”这样的关键词来总结明治初期科幻作品的特点,随后出现的“民权乌托邦”“国权小说”,到二十世纪初期,则进一步发展出“未来战争”与“世界的灭亡”这样的主题。［日］长山靖生:《日本科幻小说史话》,王宝田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8页。人们能从一部科幻小说史中看到日本近代以来改革维新与对外扩张战争的历史进程。这种翻译、创作和阅读科幻小说的精神背景与明治时期日本的改革与西化潮流紧密配合在一起,工藤贵正由此认为,“如果说,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1885)是指明近代日本方向的理论的话,那么,我认为唤起和加强普通百姓现代意识的,正是凡尔纳的‘科学的’冒险小说”［日］工藤贵正:《鲁迅早期三部译作的翻译意图》,《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1期。。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为了加入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而进行观念革新,科幻小说在此间居功甚伟。在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先推动了科幻小说在中国的翻译。对于梁氏而言,科幻小说意味着一种振奋起中华民族,建造现代民族国家以加入新的世界体系的契机。他在日本创办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均为晚清科幻小说的翻译提供了*重要的舞台。鲁迅青年时期所喜爱的《十五小豪杰》(梁启超译)、《海底旅行》(南海卢籍东译、东越红溪生润文)即分别发表在这两个刊物上。梁启超推动科幻小说翻译的动机显然来自于他的启蒙主义热情。鲁迅对于凡尔纳的接受与翻译也受到了这一潮流的影响,他在《月界旅行.辨言》开篇即指出开启民智的重要性,科学小说更是被视作人类未来的希望,将人类从蒙昧中解放出来的形式。凡尔纳一向追求小说中的科学因素的准确性,他习惯在写作之前事先就准备好丰富的资料。［法］奥利维埃.;迪马:《凡尔纳带着我们旅行——凡尔纳评传》,蔡锦秀、章晖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4页。这使得他的文本总是铺陈了大量有关科学的介绍性内容,以刻意制造某种科学的真实性,而这种过于谨慎的写作方法同时限制了想象力的发挥。这一从科幻小说虚构性的角度看来并不是优点的地方却极大地吸引了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东方译者,凡尔纳也因此成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科学知识的普及者和启蒙者。　　他们更喜欢的只是“科学小说”。科幻小说文本在旅行中完成了蜕变,它为晚清文坛带来了被称作“科学小说”的新的文类——这是不可能从中国传统说部中自发创造出来的文类。“科学小说”是梁启超从日语中借用来的词,尾崎行雄在明治十九年(1886)*早使用了“科学小说”一词。对于晚清文坛而言,科学小说作为开启民智的文学形式,显然呼应了晚清科学主义思潮与小说界革命两种潮流。“科学小说”与“科幻小说”之间的差别在于,这一类文本归根结底是为了知识启蒙的需要,以传播科学知识为主要目的,小说只是作为促进科学知识传播的形式而被关注。在启蒙话语的强势之下,科学知识事实上成为这一文类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