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

　　《陈光甫·中国摩根/百年中国记忆》：　　我与陈光甫　　资耀华　　资耀华是民国时期长期供职于上海银行的“高管”，不仅与陈光甫有一定的私交，也对当时整个中国的金融业界也知之甚详，他将向我们讲述上海银行生存发展时期的大背景。　　前言　　我与陈光甫既无亲戚，也非故旧，素不相识，毫无渊源。我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虽闻其名，但做梦也没有想到去参加工作，更绝对没有料到不但进入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且成为终身事业。机缘乎？巧合乎？本在意料之外，又似在意料之中，话就得从头说起了。　　下面简要叙述我投入金融工作后，怎样认识陈光甫，参加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工作，并在陈光甫的领导下的合作共事关系；陈光甫对国民党政府历次金融变革措施的见解和活动；我被派赴美欧学习考察，回来后对银行业务所提出的建议等。　　1926年我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院毕业时，曾想回国后能进入中国银行工作，当时认为有同学好友唐有壬可以请托。唐有壬是辛亥革命前湖南人革命烈士唐才常的次子，留学日本，在庆应大学比我早两年毕业，在中国银行任副总裁张公权的秘书，并兼北京银行公会的银行月刊总编辑。不料我回到北京时，他已弃商从政，到南方广州做官去了。我大失所望，幸有留日同学老前辈白经天（鹏飞）、徐诵明等推荐，由中国大学聘为教授，并在其他几所大学兼教。无奈当时北洋军阀当政，教育经费都挪作军费，教职员工普遍欠薪，聘书上虽载明月致束惰200余元，每月发薪时，仅得20元，日常生活都成问题。　　因此又想到离日回国时，曾向相识教授告别，有位叫内藤湖南的教授给了我一封介绍信，要我到了北京去会见前任内阁总理熊秉三（希龄），可能有所帮助。我本不太愿意拉这种关系，但现在处境困难，只得去应酬一番。可是持信去拜访，秉老见信非常高兴，这真又出我意料之外。他看完信后，即询问我目前情况，并说你是学经济的，*好从事银行工作，我有一友现在银行月刊当编辑，名叫李远卿，也是湖南人，你可暂时帮他搞些编辑工作，写点稿件得稿费帮助生活。他当即拿起电话通知李远卿。我依嘱到了北京银行公会去拜访李远卿，他非常热情，且好似奉命唯谨，我才知他原是熊秉老任内阁总理时的机要秘书。我当时对于写这类有关银行金融的稿件很感兴趣，能写的材料很多，现买现卖，几个夜晚就可以赶出一篇。一面教书，一面写稿，生活不成问题。　　大概如此过了半个多月，突然一早有中华汇业银行北京分行李经理派人来约我10点钟到银行晤谈。当时我很惊异，但也如期去银行履约。李经理一见如故，并很坦率地说：“敝行目前本来不拟招用新人，但你系秉老特别推荐，又与日方董事相商，日方认为你是在日本留学的*高学府毕业，可以破格安排。现在先请您在会计处工作，熟悉一下业务，月薪60元，就从下月1日起开始工作。”我听后感到有点左右为难，学校聘书是一年，不好随便中途毁约，否则也对不起推荐我的老朋友。我当将实情相告，但李经理则认为“这没有问题，你现在还可以兼课，到时向会计部长请个假就是了，行中因各方面已安排好，不便更动”。我当时也不好再说什么，这真是“走遍天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当时很感激这位李经理如此通融，后来才知道他也是秉老任内阁总理时财政部的钱币司司长。　　银行会计处，由一位名叫川端的日本人当部长，还有一位日本人及一位宁波人做日常工作。我这时算是实习生，办公室内一共四人，其余工作人员在一个大房间内。会计处是管各种账务，制定表报、资产负债表，损益计算书等，必须善算善写，数目单据必须写得端正清晰。当时得知那位宁波同事，算盘打得非常熟练，数字写得秀美，但月薪还不到50元。我两样都不行，实感到非常惭愧，所以下决心拜他们为师，苦练算盘及学写罗马字。但我细看各种报表，分析一下，却吓了一大跳。我看出这个银行已到了危险状况，放款虽很多很巨，却都是北洋政府贷款，都是呆账，本利全无，现金非常缺乏，钞票发不出去。我进银行时，朋友都说我得了个金饭碗，现在感到乃是一个泥饭碗，一碰就要碎。　　1927年新年刚过，李经理突然又调我去经理室工作，主办一切来往公文及文稿。到了经理室，从一切往来文件中，更看出这家银行已捉襟见肘，随时要出问题。有一次我同李经理晤谈，我不敢直说银行怎么危险，只从正面提点意见，试探试探。我说本行在关内似乎很难发展，唯有到关外东三省找出路，因既系中日合办，到关外或可与日本工商业方面做生意，与奉系搞好关系，可以在那里发行钞票，若在关外发展得好，还可以接济关内。现在在北京发行钞票，只可搭入其他钞票零碎发行，不可大宗发行，否则早晨一大捆发出去，下午原大捆回来，反而将自己仅有的一点儿现金都兑出去，等于自己挤兑自己，既不合算也很危险。李经理似乎有点同意，但当时未置可否。过了几天，他突然要我把前几天同他谈的写个正式报告由他送到天津总行。李经理从天津回来很高兴地告知，该提议已经董事会通过，决定到关外开行。又说我行总经理已由奉系王荫泰担任，他做过奉系财政所长，与张作霖父子有关系，现正考虑物色分行经理人选，然后即可进行筹备。1928年春末，调我去天津总行工作，参加奉天分行筹备事宜，并加薪10元。内定分行经理顾贻颖，不久即令我率领一部分先头人员去奉天筹备。当时奉天还是冰天雪地，非常寒冷，我与蒋铝镕（均如）负责主要筹备工作。蒋也是湖南人，对银行工作可算是一个全才，内汇外汇都很精通，对我大有帮助。在奉天设行，对当时中华汇业银行来说，等于对病入膏盲的人饮用*后一个处方，切切希望着手成春，药到病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