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地域中国画艺术个案研究

　　人生与艺术的融合　　齐鲁画家追求人生与艺术的融合。　　宗白华曾有六境界说：功利、伦理、政治、学术、宗教、艺术境界。“以宇宙人生底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藉以窥见自我的*深心灵底反映，而有艺术境界。”宗白华所讲的艺术境界，有内外两个基本构成，对内而言，是艺术家对宇宙、人生的诗意审视；对外而言，是宇宙、人生在艺术家心中的主观映像。这种境界是人与天地融和，“天人合一”的境界。达到这种境界，自然就会摒弃世俗之欲，而进入更高层次的心灵满足。　　天地浩大，人也渺小，正如《庄子·秋水》所说，人“在于天地之间也，犹小石木之在大山也，人率(即人众)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于万物也，不似豪未之在马体也?”时间的流逝，境遇之无常，眼前的一切不足以视为永恒可保，故此得之勿喜，失之勿悲，人生短暂，功名富贵无常，如镜花水月，过眼烟云。黑伯龙以蛐蛐之小而聆宇宙之音，可谓有道心者。　　齐鲁画家往往师法自然，问道自然，追寻“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的“天人合一”境界。人生有限，宇宙无穷。在强大的自然力和浩瀚永恒的宇宙面前，画家浑然忘我，进入了生命与艺术的超然。人与浩瀚的自然相比，实在是渺小的，虽然由于人类科技的进步，自然已经被文明侵蚀，但面对自然的规律，人类依然显得孱弱。日月之行，四季轮回，依然是这个世界的基本规律。画家对自然的追问，与科学不同，那不是一种外在的客观审视，而是由内心情感生发的神秘体验，只要山水仍在，这种交流就会继续存在。　　“自然”被认为是世间万物运行的基本法则，中国古代文艺观十分强调“情动于中、文形于外”这一合乎自然的根本原则，艺术家的“内”和艺术品的“外”这一相对范畴是认识中国古代崇尚自然的美学追求的逻辑起点。相对于自然，书法艺术是“人之所为者”，有一定的规律和法度，创作要顺乎这种自然之理。正如苏轼所说：“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与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为形，而因物以赋形，是故千变万化而有必然之理。”　　“法度”一方面是人为设定的，是千百年积淀下来的既有规则；另一方面也是天地之理、自然规律的反映，只有合于规律的“法度”才是有生命力的。在这个意义上，“法度”也是艺术表达的技术边界。超出这个边界，就容易走向谬误与审美接受的阻滞，聪慧者通法度不为之所困。法度既然是人为的，其标准也随文化的变迁而变动，是一个相对开放的概念。知法度，通其意，才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从创作论的角度上，“自然”体现为追求一种自然天成、无意追求、无目的而又合乎规律的神妙境界。以抽象之笔墨表现极具体之人格风度及个性情感，它所传达的，正是这种人与自然、情绪与感受、内在心理秩序结构与外在宇宙（包括社会）秩序结构直接相碰撞、相斗争、相调节、相协奏的伟大生命之歌。人在入境之时，处于天真自然之态，放意自然，创作处于一种任性逍遥的状态。　　自然，是中国山水画重要的审美范畴，也是事物达到真的必然结果，《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整个宇宙的普遍规律，通向和谐自然的法门是纯真。老子认为“涤除玄鉴”是把握“道”的根本途径，必须有一个虚静空明的心境，庄子则提出了“坐忘”“心斋”等命题。庄子有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圣人观照天地之万象，与自然融为一体，“道”在自然，“美”在自然，“真”也在自然。所以刘勰说：“心生而言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艺术家与山水实际上是一种同构关系，艺术家在与山水的精神互动中获得主观的图像。而宗炳早在《山水画序》中就提出：“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自然与道是相通的，道存在于山水自然之中，山水自然以形弘道，艺术家必以澄明之心境，与山水同契。绘画是主体内在精神与客体外在形式的高度统一，“灵之所见，故所托不动；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画寸眸之明”。得山水之质者，必得其真，胸中有天地之大，则笔下也有乾坤之气，虽咫尺之间，也有浩然之气。正如荆浩说：“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到了张璪之“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主体和客体已相融为一，物与心同，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与自然同化，彰显天地之造化。　　画家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是精神的交流与互动。由于自然负载天地之“道”，所以时常弥漫着浩然之正气，画家受此蒙养，及至画家的精神境界与山水之气交融，则山水神采毕现；另一方面是画家对自然的重构与表达。这是画家与山水精神互动的结果，画家的表达不仅要有山水自然的形态，更需有山水之灵，要传达山水神秘而浩然的自然之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