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目可憎-赵世瑜学术评论选

　　从国家的角度而非从地方人群的角度审视明代西北边疆的历史，当然会产生某种悲哀的情绪，因为某个行政设置崩溃了，就好像是丧权辱国。*重要的问题是，国家在这里的某种设置衰弱了或者退缩了甚至丢失了，但这里的人群究竟怎样了？作者写到的刘贵、刘顺父子在这里开疆拓土，然后居住下来，朝廷给他们的敕书上明确写着：“令刘贵准此洮西开占地土，尔招军守御。”其后又令刘顺“遵旨招军开耕田地”，就是允许他们自由拓展土地和扩充人口。他们的子孙和他们招徕的人们直到今天还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就是证明。如果从明初开始，除了行政设置之外，还有一批批汉人进入这一地区，定居下来，许多原住民也逐渐融入了这个人群，甚至改变了他们的认同，这个汉人社会及其文化的存在就比某种机构设置更为重要，这也正是我所说明初改变了自唐宋以来这里的格局的理由。　　所以我们不必悲哀，我们需要的只是改变我们的观察视角和高高在上的立场。*近大热的“新清史”值得肯定地继续强调了满蒙藏的视角或内亚的视角，但在这一代人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他们仍然秉持着的是国家的视角，在所采用的资料中主要是官方的档案而非民间文献，这就不免以朝廷的功过是非为标尺，无论它是满洲的、蒙古的，还是西藏的政权。这也导致了他们忽视了在清朝建立之前，中国西北或北方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人群是怎样的人群，从而有可能导致对这里的传统由何而来的问题做出不够全面的判断。　　吐鲁番以及北元势力的伊斯兰化是导致明初以来西北地区汉-蒙古-西番格局变动的重要因素，也是清代以后伊斯兰教进一步向东发展的基础。但这种变动是在明代发生的，包括蒙古人后来皈依藏传佛教格鲁派，也是在明代发生的，不能都归结到清朝那里去。　　明代沿边卫所的设置，并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对边疆地区的某种行政管制。以往的研究，特别是从传统制度史和历史政区地理的角度进行的研究，正是因此而存在局限性。本书以及明代其他边疆地方社会的资料告诉我们的是，卫所实际上是一个个前哨站、桥头堡（在北宋的西南和东南，往往是盐井起这样的作用），他们收编人口，获取土地，处理与原住民的关系，甚至把原住民编入到卫所的系统中，成为国家和原住民的双重代理人。朝廷颁给卫所军官的敕书也不仅是一份委任状，还是一份承认他们开疆拓土成果的特许状，甚至可以被视为一份契约。在这样的一种体制下，就形成了一种特别的社会——他们是由不同的族群组成的，但他们可以根据实际生存状况和利益至上的原则结成松散的同盟，“通番”这个词就是绝好的写照；卫所体制内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代表国家，但为了生存和利益，他们经常去做国家禁止做的事，所以总的来说，卫所的人群已经在地化了，与本地的其他人群一般无二了，也就是人们看到的，变成了军队中的，也是地方上的豪强。　　制度史和历史政区地理的卫所研究也许无法理解我们对卫所体制的关注，并非卫所制度本身，而是卫所体制究竟造就了怎样的一种社会，而这社会是由活生生的人和他们的生活构成的。或者说，这便是我们倡导的研究与传统研究的区别所在。想象一下吧，当一批军人和他们的家属被投放到一个广阔无垠的，由黄土、草原、沙漠和雪山包围着的，人烟稀少的地方时，他们会怎样生存下去呢？他们会怎样与族属不同、语言各异的游牧族群打交道呢？内地的律条、道德还会起作用吗？　　这里是一个强人的世界。必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