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氓的狂欢

Chapter 1 **章 群体研究 **节?个人与群体 如果要问，什么是近代社会*重要的创造？我会毫不犹豫地说：个人。道理明摆着。自从我们人类在地球上出现，直至文艺复兴时期，人类的视角总是“我们”，也就是让他们承受重大义务的他的群体或他的家庭。但是，自从大航海、贸易和科学支离了人类社会的单个原子——那些有思想和感情、有权利和自由的单个生物——以后，人们就把自己的视角变成了“我”。他的境况也绝非轻松自如。我们相信，一个名副其实的个人，言行举止必定符合理智，看人断事必定冷静客观，行动时必定胸有成竹，接受他人观点时也必定深思熟虑，科学公正地反复考虑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而不是屈从于权威或者多数人的判断。我们期望每个人都三思而行，期望他无论作为单个人，还是与其伙伴同在时，都能受到理智及其利益的指导。 但观察结果表明，事情根本不是这样。每个人都时不时地被迫服从其主管和上级的决定。他往往不假思索地接受其朋友、邻居或者政党的观点，还常常采纳周围人的态度、语言和品味格调。更糟的是，一个人一旦加入一个群体，深陷一群民众之中，就可能变得过分暴躁、惊惶、热情或者残忍。他的行为举止与道德良心相抵触，与其利益也相违背。在这种情况下，他似乎已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那就是不断困惑和惊扰我们的难解之谜。英国心理学家巴特利特（F. Bartlett）在他的一部经典著作中引述一个政治家的言论，对此做了清楚的表述：“社会行为是所有行为中*大的奥秘。我为此不得不研究一辈子。但我仍然不敢假装全部都理解了。我可能对一个人已经了如指掌，但我仍然不敢说，他在一个群体中首先会做些什么。”［注1］ 这种不明确的原因何在呢？一个朋友或者亲人，如果作为陪审团或者群体的一员，他在专业会议和政治集会上又会怎样表现呢？这是我们无法预测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对此，人们总是说，在社会环境中，个人举止并不完全符合他们的道德良心，或者表现出他们的*好方面。事实常常与此相反，他们的良好品质趋于减少和败坏，而不是得到集中和升华。事实上，人类群体的水准降到了其*差成员的层面。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参加集体行动并感到他们都是平等的。因此，不能说行为和思想在这种情境下会趋向“平均值”。实际上，它们是*小公分母的平均值，也就是说，群体中的人的思想行为会接近那些*低水准的人的平均水平。数量法则就是中值定理。地位*低的人的标准被用来判断非常普通的事情。总之，在一个群体中，**名会成为*后一名。 我们很容易就能编出一部厚厚的文选，来证明这是一种普遍观点。比如，梭伦就坚持认为单个的雅典人精明得像狐狸。但是，当他们聚集在普尼克斯（Pnyx）时，却又无知得像一群羊。腓特烈大帝在和他的将军们个别交谈时总是高度尊敬他们。但是，他又说，当他们参加战争会议时，简直就像一群白痴。奥地利剧作家、诗人格里尔帕策（Grillparzer）坚持认为，单个的、分开的人还是可以忍受的。但是，在一个群体中，他们与动物王国中的动物就相差不远了。席勒（J. Schiller）对此也深表同意。他说，每个个人都是非常有智慧的，非常通情达理的，而在一个团体中，他们就变成了一群笨蛋。 表达这种观点的不仅仅是德国的诗人。远在他们之前，罗马人就发明了一句广为流传的谚语：元老们都是好人，但罗马元老院是邪恶的野兽。这句谚语解释和比照了两种情况，一方面是各个元老可能都具有良好品质，另一方面是元老院缺乏智慧、同情和道德活力。这种匮乏玷污了每年8月召开的元老院联合审议大会，而这个会议是那时整个古代世界和平的依赖。对于这个谚语，爱因斯坦曾有如此感叹：“这个事实给人类带来多少苦难！它是所有战争和每一种压迫的根源，使得世界充满痛苦、叹息和怨恨。”［注2］ 意大利哲学家葛兰西（Gramsci）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他长期深入研究民众的本性，并做出了准确阐述。他认为，支配群体中个人的因素是各自的切身利益，或者当时各种事件所引发的情感影响，那些被不假思索地口口相传的事件。这些因素会导致作出符合*低本能的错误的集体决定。他认为这个观察对于偶尔聚集的群体是正确的。他们相聚在一起“就像在拱廊中躲避阵雨的人群一样”。组成这种群体的每个人，对其他的人或者人群，或者具体的经济实体，都不负责任。在葛兰西看来，这些都标志着个人的退化和消逝。［注3］ 这种解释强调了一个梦萦般的事实的两个方面。就个体而言，我们每个人*终都是理智的。但就总体而言，作为群体的一部分，我们在参加政治集会，甚至朋友聚会时，都会作出*疯狂的举动。 当个体聚集到一起，群体就诞生了。他们混杂、融合、突变，获得一种共有的、窒息自我的本性。他们抹杀自己的意志，而屈从于集体的意志。这种压力是真正的威胁，许多人有被淹没的感觉。 当他们看到这只社会动物成形，人们成群地到处乱转时，有些人在猛然投身其中之前犹疑不决，有些人则感到极其恐惧。这些反应都证明了群体的力量，它所引起的心理回响以及我们这种心理回响的可能后果。对此，莫泊桑的描述令人称道。在准确性方面，这个领域的专家几乎没人能与之匹敌。他说： 由于另一种理由，我对群体有一种恐惧。我不能进电影院，或者观看公共集会。它们让我有一种奇怪的、无法忍受的不安全感，一种极度的痛苦，似乎我在尽全力搏击一种不可抵挡的神秘力量。其实我是在抵挡群体的灵魂，它正在试图进入我的头脑。我多次注意到，当一个人独处时，智慧就会增长，就会上升。而当一个人与其他人混杂在一起时，智慧就将减少并衰弱。交往、广为传播的思想、所有说出的话、被迫去听的话、听到并作出反应的话，所有这些都会对一个人的思想产生影响。思想潮起潮落，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个家庭到另一个家庭，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思想平面，也就是每一大群个人的平均智慧。每个人都成了由他的伙伴组成的群氓的一部分。而这时，他自身特有的素质——如智力的主动性、自由的意志、聪明的反思，甚至还有洞察力——都随之全部消失了。［注4］ 上述无疑只是罗列了莫泊桑的先入之见，他对群体的偏见以及对个体的并不总是靠谱的高度评价。也许我甚至还应该列出一份清单，罗列他那个时代和阶层在这方面的观点。但无论如何，莫泊桑描述了个人与集体（或者是艺术家与民众之间）交往的三个阶段，包括本能的恐惧、震颤和焦虑；随后是不可抗拒的被剥夺感，*后是反复回荡的，那种即使看不见、也几乎可以触摸到的巨大神秘影响。所有这些都回响着真理的声音。 莫泊桑的描写也显示了个人被人群淹没的可能后果。那就是智力的平均化、创造力的停顿，以及群体灵魂对个体灵魂的吞并。上述后果当然还不是全部，而只是人们经常提到的那些内容。莫泊桑的恐惧感帮助他认清了他焦虑的两个原因，一个是他相信自己的理智正在失去用处；另一个是他感到他的情感反应是过分的、极端的。这就迫使他提出了一些问题。后来反思这种现象的科学家也提出了完全相同的问题。莫泊桑说： 一个流行的观点是，群体“并不推理”。但是，如果其中每个个人都推理，为什么群体就不推理呢？为什么一个群体会不假思索地去做组成它的所有个体成员都不会去做的事呢？为什么一个群体会屈从于强烈的欲望和不可遏制的愚蠢冲动呢？为什么一个群体中的成员会如此受到群体的裹挟支配，并做出其作为单个成员不会去做的事情呢？一个陌生人大声喊叫，然后突然间，所有人都被一种狂热支配，都陷入了同一种不假思索的活动。没有人想要拒绝。一种相同的思想在人群中迅速地传开，并支配着大家。尽管人们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观点、信仰、风俗和道德，但是，他们都会向他猛扑过去，都会屠杀他、淹死他，不需要任何理由。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如果是独自一人，那就会飞奔向前，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那个他现在正在杀害的人。［注5］ 这些文句的思想和语调准确无误，不需要进一步的解释。这位小说家已经表述得这么好，我们不可能再做得更好了。然而，莫泊桑犯了一个错误，在否认集体和人群的推理能力方面，并非只有流行的辞藻。正如下面的例子所说明的，哲学家们对他做出了回应，他们也表达了这种广为流传的观点。季诺维也夫在《开裂的高地》（Les Hauteurs béantes）中写道：“准确深刻的思想只有个人才有，而肤浅错误的思想则都来自民众。在一个群体中，人们追求盲目和刺激。”［注6］法国哲学家西蒙娜·魏尔（Simone Weil）的道德热情是众所周知的，她佐证了季诺维也夫的观点： 至于思想，关系就倒过来了。在这种关系中，个人比群体伟大，就像重要的东西总比微不足道的东西伟大一样，因为思想是由个别的头脑与它面对面地形成的，而集体是不思考的。［注7］ 此类观点清楚地表明，人们普遍认为，人群和群体的生活受到强烈感情和极端情感活动的支配。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智力来控制他们基本的情感状态，所以情况就更加如此。单个的个人如果成为群体的一员，他就会发现自己的人格按照这种规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虽然他并不总是能意识到这一点，他还是变成了另一个人。集体的“我们”借着个体的“我”而开口说话。 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同时也花了读者大量的时间，来强调这些思想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一般都会忽略这些普通的思想。我们经常无视它们，而事实上，它们是许多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基础。 这样就产生了问题，因为现在只有个人存在。那么一个人是怎样从这些社会原子出发而得到一个集体的整体的呢？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是怎样采纳并表达外来观点的呢？事实是，个人不自觉地把外来的态度和感情内在化。他沉溺于暴行，纵情于享乐，却并不知道其原因或目的，还自以为很了解。他甚至相信看到了不存在的东西，相信任何传入他耳朵的未经核实的谣传。无数的人就是这样沉迷于社会的一致性之中。他们错把总体的一致当成了由每个人的理智所确立的真理。 正是暗示或影响产生了这种奇特的蜕变。我们真正看见的是对人民意识的一种驾驭和控制。只消一个命令或一句话，人们就会像接受一些信念似的接受某种思想、感情或行为，而这些人又没有合理的理由这样做。个人幻想他们正在自己做决定，却没有意识到是受到了影响或暗示的支配。 弗洛伊德很好地描绘了这种现象的特有本质： 我应该提出一种观点，来区分暗示和其他的心理影响，比如一条命令，或者是发出一条消息或指令。它们的区别是，就暗示而言，当一种想法在另一个人的头脑中被唤起时，它随即就被接受了，好像它是从自己头脑中自发产生的，而对它的出处却没有予以考究。［注8］ 随后的颠倒也是这个谜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某事物的原因，而不是后果；是声音，而不是回音；都幻想自己能够独自拥有，而实际上只是与其他人分享。此外，他还分裂，还变化。当他与其他人同在时就不再是一人独处时的他，他的公共行为和私下行为是两个不同的事物。 我要打个比方来总结这个综述。集体层次的暗示和影响就如同个人层次的神经症。两者一方面都假定抛弃或回避逻辑思维，偏爱非逻辑思维；另一方面是其外在生活和内在生活的分裂，以及个人理性和非理性的分离。在这两种情况下，个人都失去了与现实的联系，失去了自信。结果是，个人急切地屈服于群体或者领袖（很可能就是那个治疗专家）的权威，顺从地接受别人对他的言行举止的指点。在他的内心，个人的人格与社会的人格进行着斗争。他是这种斗争的牺牲品。当他独处时，他服从对真理的尊重，知道什么是理智和道德，而当他作为群体的一员时，其所作所为就完全背道而驰了。我们能够作进一步的比较。正如外在影响能够侵入并吞没个人，使他成为清一色的群体的一员，而他在其中只是一些模仿行为的堆积，同样，神经症侵蚀着他思想的意识层面，直至他的话语和行为仅仅成为对童年生活痛苦的、一再重复的生动回忆。 但是它们的影响显然是非常不同的。前者使得个人生存在群体中，并*终使得他不能独自生活；后者阻止他与其他人共处，把他从群体中分离出来，使他囚禁于自身之中。总之，暗示使人社会化，而神经症使人非社会化。从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倾向中产生了无数的紧张关系。现代社会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现象，并使他们极端化。有一件事很明显，必须牢记在心：我们所谓的“集体疯狂”与“个人疯狂”本质上并不相同。轻易得出一种疯狂来自另一种疯狂的结论是不恰当的。根据我刚才的阐述可以看到，“集体疯狂”源自过分强调个人经过交往完全融入一个集体，而“个人疯狂”则是由于他不能与别人共处，在社区生活中不能作出必要妥协的结果。 这些对比当然不是偶然的。自一开始，研究暗示或影响和神经症的就是同一个人。暗示和集体歇斯底里有关，影响和个人歇斯底里有关。我们必须再一次认识到勒庞和弗洛伊德令人羡慕的勇气。他们给这些现象赋予了一种科学的观念。勒庞大胆地把暗示放到了群体心理学的核心，而弗洛伊德则把歇斯底里放到了个人心理学的核心位置。 没有人想严格地证明这些关于暗示或者影响的假设。然而我们相当肯定，在社会生活中，较低层次的心理接管了较高的层次，炽热的本能替代了冷静的理智。这就像自然界中*高的能源形式，如引力和电力，分解到了其*低的形式，即热。这种信念与一种广为传播的信念密切相关。那种信念认为，在理智和情感的斗争中，情感总是赢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都是社会动物。 几千年来，世界上的人们都有着类似的思想。他们都想要解释，为什么个人的行为是合乎逻辑的、协调一致的，而一旦他们成为群体的一员，就失去了这些特性。然而，如果我们要想创建一门科学，就必须对原因和结果进行严格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在世人的智慧，以及诗人和哲人的智慧少有进展的领域内取得成功。至于我们好奇的对象，它依然诱惑着我们，就像它曾激起我们前人的兴趣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