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警察制度

　　《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套装上下册）》：　　各省巡警道设立以后，在名义上，中央对地方警政的管理有了一定的落实，但实际上，各省警政大权仍把持在督抚手中。经费、人事、行政三项大权，民政部虽有权过问，但无权作出决定。当时有人曾强烈呼吁民政部集中行使全国警政的管理权。　　民政部成立以后，警政混乱，腐败现象仍未得到很大改观。为此，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也招致很多抱怨。其实，善耆也有许多难言之隐。　　善耆是在中国近代警察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于创建清末警政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近代著名掌故学家徐一士先生曾说：“善耆在清末亲贵中，有开明之目，兹亦就所闻，附述其事。庚子之变以后，清廷讲新政改革，善耆以亲贵考求甚力，颇号新派。其接收京师警权，管理工巡局，用人以通时务者为主。后来之官民政部尚书，亦循此旨。”②可见善耆并非软弱庸碌、毫无心志之辈。但由于那拉氏长期把持朝政，对惯于结交新派人物的善耆颇多疑忌，慑于这老妇人的淫威，善耆也不敢有所作为。《肃亲王墓志铭》记载：“甲午中日战事讫，王与康有为善，因益周调四国之故，暨戊戌政变，孝钦颇不喜王……回銮后，诸皇室以王与新党交，皆镌讥王，孝钦益不喜。浮沉五、六年间，虽派充御前大臣，后扈大臣，镶黄旗蒙古都统，调补镶蓝旗满洲都统，管理雍和宫事务，理藩院事务，管理巡捕事务，皆闲散差使，无所事事……会朝廷决立宪，徐世昌出督辽东，授王为民政部尚书。谢恩日，孝钦召见王，厉声问日：‘善耆！剧更进未？’王叩头谢无状，请自今振作。自是益韬晦，不敢有兴废。及其拾遗弥缝，尚为诸尚书所不及。”看来在慈禧太后去世之前，善耆的所作所为也不过是“拾遗弥缝”而已。至宣统嗣位，摄政王监国，善耆有心振作，但警政积弊已深，清王朝颓势难挽，善耆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宣统二年，汪精卫谋炸摄政王载沣。案发后，善耆力主从宽发落汪氏，又引起摄政王载沣的怀疑。于是诸亲贵大哗，谓王通革命党，其沟黄兴由朱还也。蜚语达内廷监国已疑之。”①由于善耆的处境十分尴尬，经常受人疑忌，自然不敢多有作为，只得唯唯诺诺，听之任之而已。当时有人曾向善耆提出许多集中警权的具体措施，如张玉辉说：“中央之权何以集？伏唯京师民部为天下民政之根本，正木者必培其根干而枝叶乃荣，治水者必清其源泉，而支流乃远。变法图强之际，用人行政，在在均关系紧要，一有不慎，百弊丛生……自非将各省巡警用人之权集中之于中央，则考核几无所于措。”张玉辉还提出两项具体建议：其一，民政部统一行使对地方警政的人事权：“至外省巡警道以下各员，在钧部亦常有查察之明文，考试之专则，而究之权未集中，实行无日。其甚者，外省长官每遇更替，则从前承办诸人必有一番天演竞争之淘汰。无论被汰者果系如何，而长官之来后，车如龙，从者如鲫，交游亲故，瞻循殊多。窃谓各省警界之用人，当悉由钧部为专主，如虑鞭长莫及，则尽可将各处巡警毕业学生分别考试，发往各省充当候补警官，并责成该管民政司或巡警道，凡有差缺先尽发往候补之人，量能授职，随时报部，切实考求，不得任意委用未经学习之人，以示限制。一面将各省民政司、巡警道新任时随带多人之禁，严切订定。则用人之权集也。”其二，统一各省的警察规章，“尝意钧部综持警政，外省一切章制，虽难为详细之明文，亦当有纲维之规制，庶几范围所定，纲举目张。乃钧部自设立以来，对于外省巡警，其各项行政尚无一定条件，而一任各省之自生自灭，参伍错综，莫明一是。今试搜辑全国各省之警章，其能有同归而殊途者乎？殆无有也！谓宜饬下所司，分别提议，辑为重书颁行各省。并须念各省巡警人员其学识思想均尚在幼稚时代，每一章制中，如文义稍有疑难者，即将解释之方法及其规定之理由，分疏详注，勒令参照而行，不准擅越范围，致滋流弊。一面将上年拟于各省添委之谘议官一律设立，责以调查报告，预备改良。或者一发所牵，全身可动。否则因仍不改，标准未齐，虽有智者，莫如何也！”②　　张玉辉的建议可谓详明、中肯，其实善耆何尝没有考虑过这些。早在民政部拟定各省巡警道章程时，善耆就有意要扩大民政部对地方警政的领导权，规定各省巡警道员的人选由民政部提名。但是在宪政编查馆议复这个章程时，对此却予以否决，规定仍由各省督抚提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