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近代转型研究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近代转型研究》：　　19世纪中叶以后，洋务运动兴起标志着传统的中国人开始主动与现代社会发生沟通。包括现代政治学说等各种科学、人文思想知识在随后的几十年间渐渐传人中国，影响着中国人，现代政治思想瓦解了儒家政治思想方式，在事实和思想层面逼迫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们重新理解政治生活并作出新的合理解释。此时的儒家政治思想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在其转型过程中也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　　首先，自由平等观念与国家意识传播使我们必须重新理解“民”的内涵。在东西政治发展史和思想史中，只要是君主政体存在的年代，人们关于君主的认识具有相当多的共性，君权神授观念曾普遍存在于东西方世界，君主作为与神明的沟通者是真理的人格化身，同时也意味着真理与权力的高度结合。然而对于被统治的对象民众而言，随着政治生活走向现代文明，民的内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是近代儒家思想转型中遇到的首要困难。古代思想中，民首先是一个群体化的概念，“黎民”“万民”“庶民”“群众”等表述方式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其次，民意味着物质，与“愚氓”是同义语。比如，“夫民之为言冥也，萌之为言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无不化也。故日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为之名也”（《新书·大政下》）。又如，“民者，冥也，甿者，懵懵，皆是无知之儿也”（《周礼·地官·遂人疏》）。可见，在古代士大夫眼里，民众缺乏儒家要求的美德和政治统治智慧，进而自然也应当是被统治的对象。*后，民还意味着政治等级结构中*底层的那些人。所谓，“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上》）。君子、野人的差别充分表现出儒家思想家们对民政治等级的基本态度。　　这些认识与现代政治观念显然是不相容的，中国近代思想家们也曾努力地寻求重新诠释民的内涵，并以此重新定位君与民的关系问题。康有为讲：“人人独立，人人平等，人人自主，人人不相侵犯，人人交相亲爱，此为人类之公理，而进化之至平者乎！”）他通过倡导人的独立平等和自由来否定封建等级制度。梁启超*早提出“国民”的概念，“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②。严复也曾说道：“西洋之言治者日：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③从这些解说和认识中不难看出，近代思想家们逐渐摒弃儒家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元素，并用中国人可以理解的言说方式重新讨论民的内涵，这不仅对儒学思想转型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为近代政治启蒙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其次，主权在民说让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权力归属及君民关系问题。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里，无论是国家还是权力甚至包括民众都被看作是君主的私产。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又有：“国者，君之车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在儒学思想家们看来，“国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泽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荀子·至士》）。土地和人民构成国家，君主的责任是守土安民，以民为本。由此，有人把君与民视作父子关系：“夫君道，亲也，民者，子也。吏者，其乳保也。”（《苟子·富国》）或者用身体比喻君、臣、民关系：“天下国家一体也，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民为手足。”（《新书·春秋》）或有：“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申鉴·政体》）无论是君父民子说，还是君民一体说，都体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君主是人民的代言者（父或首），人民不能也不必自己表达利益诉求，而只能通过君主来获得自己的份额，君主代民谋利，说到底，是一种民为国本、君为民主的权力与利益分配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