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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小史

儒学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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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 ISBN:9787208156203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32开
  • 页数:301
  • 出版时间:2019-04-01
  • 条形码:9787208156203 ; 978-7-208-15620-3

内容简介

《儒学简史》是干春松教授全面梳理儒学从先秦时期直至现代的发展历史的论著,以历时性结构组织全书,从儒家学派的特点着手,分析不同时期"儒"的定位,于每一章节内均提炼出不同时期儒学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而展开论述,如先秦儒学中"仁"和"礼"的精神、孟子与荀子的学说,汉代儒学发展的关键人物董仲舒,魏晋玄学与儒学的关系,宋明理学,清代汉学与宋学等。并着重阐释了现代新儒学之概念、儒学发展的新方向以及新儒学谱系。本书不仅多方面地描述了儒家思想的内涵,勾勒出一幅儒学生发、演变的历史全景,更体现了作者对儒学分期的独特思考,以及对儒学使命的殷切关注。

目录

前言

**章 儒之为儒
**节 儒家学派的特点
第二节 先秦诸子和儒家之间的争鸣
第三节 秦汉时期对于儒家的概括
第四节 近代学人对儒家的分析

第二章 先秦儒学
**节 “仁”和“礼”:孔子和儒家精神的确立
第二节 七十子之学和儒家学派的分化、发展
第三节 《中庸》和《易传》的宇宙观、人生论
第四节 孟子的性善论与仁政
第五节 荀子:性恶与礼法

第三章 两汉魏晋时期的儒学
**节 从法家到儒家的过渡
第二节 董仲舒的天人之学
第三节 儒学独尊和通经致用
第四节 魏晋玄学的儒学主题

第四章 唐宋元明清的儒学发展
**节 韩愈的“道统”论
第二节 天理人欲:宋明理学的形成和特点
第三节 朱熹——理学之集大成者
第四节 陆王心学
第五节 明末清初儒学议题的开掘
第六节 汉学与宋学:清代儒学

第五章 现代新儒学及儒学发展的新方向
**节 新文化运动和现代新儒学精神方向的转折
第二节 “五四”后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及其演化
第三节 “五四”后新儒学的精神方向
第四节 大陆新儒学的形成与儒学的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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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章 儒之为儒
**节 儒家学派的特点

历史上任何一种思想和学派,肯定不是凭空出现的,儒家也不是在孔子出生之后突然冒出来的,而是对之前漫长的社会和思想演化所积累的文化资源的一种凝结。春秋战国时期似乎一下子出现的诸子百家,都代表着一定人群的利益和特点。儒家的形成也是一样。中国文化从早期的巫史文化、祭祀文化发展到西周的礼乐文化,从原始宗教、自然宗教发展为伦理宗教,形成了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产生的深厚根基。
诸子百家并不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派,而是遵奉某种信条和理念的行动团体,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要改造社会,因为周代的天下秩序在新的形势下已经难以维持了。按儒家的说法是“礼崩乐坏”, 所以不同的人就提出不同的政见,设想各自的理想社会形态,来干预现实的政治。比如墨家,提倡“非攻”和“兼爱”, 他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们四处平息战争,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道家的一部分人则认为*好是过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所以就躲到山林中,过一种隐居的生活。
儒家则认为礼乐社会是*好的社会形态,呼吁恢复周礼,提出了一整套社会治理原则。由于儒家思想的全面性和孔子“有教无类”的开放态度,以及持续性的教育活动,儒家吸引了一大批信奉这样原则的人——经常被提到的说法是“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并成为诸子百家中社会影响力*大的群体。
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诸子百家的组织方式并不严密,很多人可以在不同的学说之间转换角色,比如商鞅一开始游说秦孝公用的就是儒家那一套政治理论,但因见效慢而没有被秦孝公采纳,商鞅再去游说的时候就改用法家的那一套学说。
为了确立学派的核心价值观,孔子以后的儒家代表人物不断对“儒”进行重新界定,进而形成了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儒家的一些基本特征。
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早使用的“儒”字是在《论语》中,孔子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 就是在分辨“君子儒”和“小人儒”, 这可以看成是孔子试图区分他心目中的“儒”和一般所谓的儒,也可以说是关于“儒”的自我要求。这样的区分按照李泽厚的说法,是儒家要与巫师相区隔。他说:

“巫术礼仪”在周初彻底分化,一方面,发展为巫、祝、卜、史的专业职官,其后逐渐流入民间,形成小传统。后世则与道教合流,成为各种民间大小宗教和迷信。另一方面,应该说是主要方面,则是经由周公“制礼作乐”即理性化的体制建树,将天人合一、政教合一的“巫”的根本特质,制度化地保存延续下来,成为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核心,而不同于西方由巫术礼仪走向宗教和科学的分途。……孔子告诫当时儒者不要成为民间老百姓(小人)的巫师神汉,而要成为士大夫所应承担的“圣人”礼制的守卫者和传承者。

虽然巫史传统的说法有一定的争议,但是对所标举的士大夫所应承担的义务和人格理想的描述,的确是孔子及其后学自我定位的主要手段。
说到儒,跟先秦时期的某一类人分不开,这类人有一个名称叫“士”。 按照《说文解字》和《白虎通义》这样的著作的解释,士,就是能胜任事物,并“通古今,辨然否”。这类人要有办事能力,能通古知今,判别事物的准确与否。但这个说法太笼统。也有人说,春秋末年,原先的贵族不断地下降为士,而一些低层的社会成员上升为士,导致社会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群体。这个群体以担任一定的职位为追求,但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学识或能力去获得某个位置。
子夏说“学而优则仕”。孟子也说,士之出仕,就好比是农夫去种地,是天经地义的。不过,在孔子和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看来,是否出仕担任一定的职位需要看外在环境,比如统治者是否贤明通达。士之出仕要选择符合天道民心的服务对象,否则,儒士就和那些鸡鸣狗盗之徒没什么区别了。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从孔子开始,儒家一直强调士和“道”之间的关联。“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孟子》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 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无论是在顺达还是困境中,士必须以道作为准则。“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儒家所经常采用的另一个自我评价的标准是“君子”。 成为君子,是儒家对自己的要求。前文所说的君子儒和小人儒,就是要用君子的标准来要求。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君子的含义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早的时候,“君子”指的是有德有位的人。但自孔子开始,试图放宽德和位之间的联系,立足于从道德品行的角度来界定君子,成为儒家的自我定位和社会角色的重要标志。

“君子”在道德修养方面必须不断地“反求诸己”,层层向内转。但是由于“君子之道”即是“仁道”,其目的不在自我解脱,而在“推己及人”,拯救天下。所以“君子之道”同时又必须层层向外推,不能止于自了。后来《大学》中的八条目之所以必须往复言之,即在说明儒学有此“内转”和“外推”两重过程。这也是后世所 说的“内圣外王”之道。

“君子”代表着比较高的境界:“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在荀子那里,“君子”是比“士”更高的层次。“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不可少顷旷也。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
正如社会上有好人,也必定会有坏人,儒家在肯定君子的时候,也设定了其对立面——“小人”。 这或许是出自这两个词的原意,君子本来是统治阶层的人,而“小人”则是普通的老百姓,但后来儒家基本上把这个对立转换为道德上的对立。
儒家这一转变意义巨大,有德有位的说法有将道德和地位绑定的作用,本来是说有道德的人才可以有权力,但有时候会转变为一个人有权力,他就一定有道德;而儒家用君子和小人来说明一个人的道德高低,使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必然成为道德价值之标准。《论语》里面这样的话很多,比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集中讨论儒家的行为原则和品格的作品是《礼记·儒行》。《礼记》的作者是谁不太能说清楚,一般认为是孔子的那些弟子为记载和阐发孔子的思想而作。《礼记》中很多作品标明是孔子所作,或未必真是孔子所作,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它体现了当时儒家的一些基本思想倾向。
《儒行》所记载的孔子和鲁哀公之间的一段对话,可以视为当时对于儒家品行做出*完整表述的一个重要文本。如果说《论语》和《孟子》更多的是从人格理想来展开儒之为儒的内容的话,那么《儒行》则更集中于儒者的行为准则的讨论,可以被看作是先秦儒者自我定位的重要文本。
《儒行》开篇说:“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儒行》的对话场景设计是颇耐人寻味的,鲁哀公对于孔子所穿的服装是否是“儒服”的疑问,使人联想其“内在特性”和“外在形象”之间的关系。在孔子看来,儒之为儒主要在于内在的精神而非外在的冠服。
按照孔颖达的说法,《儒行》所列的十七个条目,前十五条为对“贤人之儒”的概括,而第十六条为对“圣人之儒”的描述,第十七条是孔子的自谓。

相关资料

  本书是一位当代中国杰出哲学家的佼佼之作。干春松教授以一句兼容并蓄的问话“儒何为儒”开篇,为读者贡献了一个丰富深刻的回答——“儒”是一个一以贯之、世代相继、互系通变、生机勃勃的系统,是“一多不分”文化语义的哲学叙述。由于“儒学”,才有一个叫作“中国”的独特世界,才形成它别具一格且与时俱进的文化本体。
  ——安乐哲(国际知名汉学家、哲学家,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孔子文化奖”和“会林文华奖”获得者)

作者简介

干春松
生于1965年,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研究中心副主任,《原道》编委,《国学新视野》编辑顾问,2015年10月起任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研究领域为儒家思想与典籍、近现代思想与人物、中国政治哲学,提倡“制度儒学”的研究进路,主要论著包括《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制度儒学》《儒学概论》等,并在《学术月刊》《哲学动态》《中国社会科学》等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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